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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遇事找法成為常態

朱景文

2015年01月09日08:04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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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法治思維,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領導干部和法律職業群體的法治思維。因為治國理政者如果沒有法治思維,社會就會陷入混亂局面﹔法官、檢察官、律師辦案如果沒有法治思維,就會造成冤假錯案,無法完成法律賦予的使命。法治思維對領導干部和法律職業群體來說無疑十分重要,但不能因此就忽視法治思維對大眾的重要意義。

毋庸置疑,大眾對法治問題的思考缺乏系統性和專業性。他們沒有受過專業法律訓練,往往從自己所接觸的現象出發,從自身利益的立場考慮問題。但是,這絕不意味著大眾與法治思維無關。可以看到,當社會上一個法律事件發生,就會有各種不同意見和評論,對如何處理這個案件提出各種看法,這是大眾法律意識的體現。從大眾對法治建設的建言獻策中,我們恰恰可以體會到,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

法治思維不同於其他思維的特點在於它是從合法性角度考慮問題。不同的思維有不同視角,法治思維不能代替其他思維,其他思維也不能代替法治思維。法治思維簡單地說,就是把一件事放在法律框架內,看它是否合法,是否有法律根據,一句話,拿法律說事。對領導干部來講,在決策時必須考慮決策是否有法律依據﹔對法律職業群體來講,辦案是否於法有據將決定辦案質量﹔對公眾來講,法治思維有助於人們從合法性角度更全面、客觀、理性看問題﹔而對於當事人,法治思維有助於他們更好使用法律武器,最大限度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法律范圍內把損失降到最低。

法治思維的特點還在於它是一種權利與義務思維。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維權意識日益彰顯,這是大眾法治思維提高的表現,也是依法治國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體現。但權利與義務總是相對的,一方享受權利依賴於另一方履行義務,否則權利不可能實現。因此,公民的維權意識必定伴隨履行義務意識。把二者割裂開來,隻願意享受權利卻不願意承擔義務,這絕不是一個公民應有的法治思維。

權利與義務思維還意味著不能濫用權利。無論權利還是義務,都不是無限的,都有自己的界限。所謂被濫用的權利,就是超出法律界限的權利,不是法律所確認和保護的權利。濫用權利不僅意味著公權力的濫用,也包括公民濫用權利。比如,在雇主與雇員之間存在雇佣關系,但這不是人身依附關系,如果雇主要求雇員從事更長時間或更多范圍的服務,而不給予報酬,就屬於濫用權利。對第三人和社會而言,權利主體之間的約定不能侵犯其他人的利益和社會公益,否則也是濫用權利。比如,買賣關系雙方一個願買一個願賣,本應是合法的,但如果買賣國家保護的珍稀動物或買賣他人財產、有爭議財產,就侵犯了國家利益或第三方利益,就是違反法律的行為。

對於找關系,中國人並不陌生。當遇到與法律相關問題時,如合同爭端、違法指控、交通肇事等,首先不是分析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腳,而是習慣性地看相關部門是否有熟人,然后托門子、找關系,請客送禮說情,打官司就是打“關系”。這種關系思維的形成有歷史原因,在傳統上,“熟人好辦事”似乎是常理。但是,關系思維不但敗壞社會風氣,也是造成執法司法腐敗的一個主要誘因,法治權威、司法公正都會受到侵蝕。同時,相信關系、不相信法治,這種思想在某些領導干部中同樣存在,表現為不遵守法律,非法干預司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等。某些法官、檢察官、律師也存在辦關系案、人情案,以權謀私,不依法辦案的現象。因此,摒棄關系思維,樹立法治思維,需要從多方面入手。特別是領導干部、執法司法者依法辦事程度越高,老百姓找關系的余地就越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5年01月09日 07 版)

(責編:吳楠、翁迪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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