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66年來這個村子發展一直“跑”在前？為什麼1957年建立村黨組織以來，9任村黨組織書記接力興村能“不掉棒”？為什麼時代變了，環境變了，條件變了，全村人卻能始終保持一條心……

如今的台州市三門縣海游街道城西村，早已聞名全國，前來學習考察的人一茬又一茬。他們或驚嘆於村子的富，或感慨於村班子的強，或傾慕於全村人的和睦。但最后，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地把目光停留在一本本普普通通的記錄本上。

35本記錄本大小不一、顏色各異，看上去毫不起眼。但這些村黨組織會議記錄本才是城西村這個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真正的“傳家寶”。

因為，從那一條條原汁原味、質朴無華的記錄中，可以看到在黨建引領下，城西村從“翻身村”到“全縣首富村”“浙江省小康示范村”的發展脈絡，更可以發現隱藏在9任村黨組織書記66年接力“棒棒跑出好成績”背后的實踐密碼。

興村一問：

走什麼樣的發展之路

城西經驗：

強村富民，兩條腿走路

城西村的五年發展規劃，貼在村初心館的醒目位置。每完成一項，村黨委書記章國進就會在項目后面庄重地貼上一顆紅星。兩年多過去，十件大事已經干成了一大半。

城西綜合市場完成翻新，閑置廠房成了共富工坊……說起村裡這幾年的變化，章國進眉飛色舞：“我們還打算建一個9100多平方米的商貿中心，建成以后，就是主城區最大的商貿綜合體。”

發展是第一要務，一個國家如此，一個小村也不例外。翻開城西村的35本記錄本，不難發現，如何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始終是村黨組織的主要議題之一。

發展，就要敢闖、敢擔當。從1979年1月25日的會議記錄上，記者看到了第一任村黨組織書記章正合的一段發言：“改革，先走一步有風險，但我們需要解放思想，隻要有利於村庄發展的，就要在實踐中大膽去闖、去試。”

縱覽城西村發展史，有太多個解放思想“吃螃蟹”的瞬間。

早在1972年，大家剛實現溫飽，章正合就一手抓農業，一手發展種桑養蠶等副業，又開辦了村集體五金廠。

第二任村黨組織書記金積貴開起了三門縣變壓器配件廠，城西村自此由農業主導走向工業主導。

“‘吃螃蟹’也是要有底氣的。城西村9任村黨組織書記個個都是致富能手，其中有5位創辦過企業。”今年70歲的退休干部章宏獎，被城西村干部干事業氛圍吸引，回村做“顧問”已有5年，“更重要的是，歷任村書記始終堅持貫徹強村、富民兩條腿走路的興村理念：村子屬於所有村民，隻有集體和村民一起富了，才是真的富。”

1986年，豬肉一元錢一斤的年頭，城西村村民每人拿到了100多元錢的分紅，因為第三任村黨組織書記章以齊抓住了城鎮建設用磚供不應求的商機，開辦了村免燒磚廠。

社會上還在討論經濟“姓資還是姓社”的時候，第四任村黨組織書記葉加法堅定地認為“農民也可以經商”。他力排眾議，和前幾任村黨組織書記一起挨家挨戶做工作，發展村裡的工商業。原本抱怨不種地沒飯吃的村民，如今都在樂滋滋地享受著城裡人一樣的“退休制”——男的滿55周歲、女的滿50周歲，每年都能領到“退休金”。這個制度已經施行了20多年，而且待遇標准一年比一年高。

敢闖敢干，還要善作善為。“歷屆村班子都十分重視科學決策、長遠謀劃，上什麼項目都要調查研究、民主議事、集體決策，一旦決定了，就會一任接著一任干，在傳承與創新中接續奮斗。”章國進告訴記者，這是城西村歷屆班子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也是城西村發展一直“跑”在前的最大依仗。

1994年，城西村辦起全縣首家“村辦加油站”，當年私人購買轎車還剛剛放開。一個村子能建得起加油站？投入這麼大，虧了怎麼辦……一時間，社會上各種質疑的聲音不絕於耳，但葉加法帶著村兩委班子通過深入調查，認為村子擁有縣城西大門的區位優勢，加油站的效益潛力巨大。當時各種審批手續十分繁瑣，但村干部們還是克服了種種困難，加油站一建成就給村子帶來了豐厚的集體收入。

20年后的2014年，當人們還在羨慕城西村每年都有一筆20多萬元的加油站租賃收入時，第七任村黨組織書記章平和村兩委班子成員又敏銳地意識到：現在加油站收益那麼好，不應該隻滿足於收租金。但是，新的質疑聲又來了：經營有風險怎麼辦？面對異議，村兩委班子迎難而上，迅速展開新一輪調研，並達成共識。隨即，心裡有底的村干部，與承租方展開了多達十余次的馬拉鬆式洽談。最后，對方終於同意取消原合同，並簽訂了新的經營分紅合同。僅此一項，當年村集體收益從28萬元增加到388萬元。

還有全縣首個村級聯辦農貿市場，第二任村黨組織書記創辦后，隨著形勢發展不斷改造升級，如今已成為城西最大的綜合市場，給村子帶來一大筆穩定的集體收入。

在城西村，類似的“第一”還有很多，無一例外地實現了強村、富民的共贏。且不說就近上班、分配股權，光是每年的分紅，就令周邊村民羨慕不已。

城西村曾是三門縣首個“億元村”，如今依然是全縣有名的“富裕村”。2022年，村集體固定資產達3.6億元，村集體經濟收入6800萬元，村民人均收入9.2萬元。

興村二問：

怎樣把群眾凝聚起來

城西經驗：

有事攤桌面，遇事商量辦

見到村民俞招君時，她滿臉喜氣，正合計著新房的裝修風格，“村裡的西山留用地開發成了商業化小區，我家按指標分配到兩套130平方米的房子。住進新房子，老房子拿去出租，又是一筆收入。”

從一開始的建房指標分配，到后來的統一建小康樓、臨街宅基地安排，再到如今的立改套、住房改善……

以宅基地分配為核心的住房問題，始終是村民最關心也最緊要的難題，被認為是“農村第一難”。可這一難題，在城西村總是清清楚楚，鮮少扯皮。

“一方面，得益於歷屆村班子都把解決住房問題視為頭號民生工程，投入的精力最多，成效也最明顯。另一方面，得益於不管村民對住房問題有什麼爭議，村裡都可以做到有據可查。”

做了35年村文書的章以簡，道出了其中原委——35本村記錄本上畫得最多的是宅基地圖紙，村裡1990年就出台了《關於安排屋基有關規定》，沿用至今並逐年完善，“每張宅基地圖紙，都是村干部和村民自己一起拉著皮尺一點點量出來，我再畫上去的。每次變更，也都一一記錄，誰也賴不了。”

會議特別多，是城西村的一個“怪現象”，一年一兩百個會很正常。更怪的是，這裡的村干部、村民還都樂此不疲。

“對城西村的干部群眾來說，有事攤桌面、遇事商量辦，不僅是一條‘鐵律’，也已成了一種‘村風’。”海游街道黨工委書記陳華乾告訴記者，堅持群眾的事讓群眾一起辦，是城西村能把村民凝聚在一起的奧秘所在，也是城西村黨組織議事記錄本特別多的原因所在。

在城西村，一旦經集體討論制定、公開施行的“規矩”，就不能說變就變，而且一管幾十年，從不打折扣。

早在1957年，城西村就有了村規民約。66年來，經過9任書記不斷完善，現在共有22條，2000余字。

凡是重要事項和超過一定資金額的項目，都要經過村兩委聯席會、黨員大會、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村規民約中的“三個會”議事制度，城西村自第一任村書記制定以來沿用至今，變化的隻有資金標准——如今是兩萬元以上。

“一手遮天，干不了幾天。村裡的事，就要讓村民說了算。”這是全村干部群眾的共識。白紙黑字堵住了“關系網”，清廉自律成為城西村的“金字招牌”。建立黨組織至今，全村沒有一名黨員干部出現廉潔問題，也沒有發生過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有一年，村裡謀劃搞村辦工業區，村兩委會議已經討論通過，村兩委成員全部簽字同意，但因村民意見始終難以統一，最后項目還是沒有上馬。

有了規矩，有了尊重，也就有了互信，有了合力。

60歲以上老人、退伍軍人等每年可獲得相應補貼﹔為生活困難的村民提供公益性崗位……一個個民生議題，從議事會的討論變成記錄本裡的文字，最終成為城西人的美好生活。

“黨員夜巡隊”“文明勸解隊”“治安巡邏隊”，村裡的各種志願服務組織，名額都被“搶”著要。用村裡人的話說，村干部把村裡的事都當成了自家的事，我們村民同樣也不能置身事外。

興村三問：

選什麼樣的人來當家

城西經驗：

誰能干誰上，誰合適誰上

“章書記，你怎麼變得這麼黑這麼瘦？”

見到第七任村黨組織書記章平的時候，記者從網上找到他的照片，反復“核對”之后，才敢相信他正是所要採訪的對象。

“這些天，我們在搞文明創建，大家都這樣，不奇怪。”章平有些不好意思，笑著回答。

如果在別的村，章平絕對是個“怪人”。他隻做了一任村黨組織書記，換屆前，就主動提出不再留任，推薦了副書記章以家，自己則“對換”成了副書記。再次換屆，他干脆副書記也不當，做了村黨委委員。

有外村的人問章平，換了位置不尷尬嗎？他卻根本不當一回事：“哪個位置不是干？帶好村子發展不容易，我文化程度不高，他們比我懂得多、看得遠，為什麼佔著位置不讓？”

對此，同村的人也早就不以為怪。村裡的大事總缺不了老書記們的身影。在城西村，有一個很特別的辦公室——“老書記工作室”。離任不離心，歷任老書記被聘請為“智囊團”，每月5日、15日、25日輪班接待，風雨無阻。

“66年的發展歷程中，城西村每個時期都走在前頭絕非偶然，關鍵靠的是每個時期都有好的村書記來領頭，一棒一棒往下傳，每一棒都跑出了好成績。”三門縣委書記陳曦介紹說，“城西經驗”最可貴之處，在於他們擁有強烈的“傳幫帶”意識，並建立健全了以“誰能干誰上，誰合適誰上”為核心的接班人鏈式培養機制。

在有些村，村黨組織書記擔心位子不穩，往往不願意培養接班人。而在城西村，每位村黨組織書記都會有意識地選取好苗子，扶上馬、幫一程，這已成為常態，並已形成了一種共識：“要在下一次換屆選舉中擔任書記，必須要有村兩委的任職經歷。”

城西村9任村黨組織書記中，有8位都有村兩委成員經驗。第一任村黨組織書記章正合在任時發展了30余名黨員，其中就有第四任村黨組織書記葉加法和第五任村書記章宏將。

現任村黨組織書記章國進的名字，早在2002年就出現在記錄本上。“當時的村書記來動員我時，我隻有26歲，正在自己辦企業。”章國進對前面的8任村黨組織書記都充滿了感激，“這20多年來，他們對我的培養，可以說是無微不至。我上任后，他們的支持同樣不遺余力。”

2020年12月，章國進剛上任一個月，就打通了村裡的一條斷頭路。大家都夸他有辦法，他卻連連擺手，“若沒有村兩委班子，沒有老書記幫忙，光憑我自己哪能行？”

修路要佔用3戶村民的庭院，項目推進並不順利。那幾天，章國進和村干部每天清早頂著寒風做村民工作。最后，幾位老書記也一起出面，村民很快就讓了步，“老書記們信你，我們也信你。”

透過35本記錄本，回望城西村66年走過的歷程，不難發現，在9任村黨組織書記的帶領下，村黨組織始終充分發揮著領導核心作用。

2018年，城西與山陳、謝家三村合並調整為新城西村。原本還在擔心“並村難並心”的人們，卻驚訝地發現，三村相融迸發的，是村干部競相干事的“火花”。

改變首先發生在合並后的山陳村。山陳老村有條黃泥路，下雨天滿是泥濘，“騎電瓶車買菜回家，菜籃子裡剩不下一個完整的雞蛋。”道路改造，成為城西村合並后的首個民生項目，新村兩委班子全力以赴，資金、材料等各項准備工作迅速到位。

當時正值夏日，近40攝氏度的高溫讓人望而生畏。原山陳村黨組織書記李和苗和原村委會主任包夏芬主動“挑擔子”，凌晨兩三時就開始張羅，中午匆匆扒口飯又回到施工現場。兩個半月后，路修成了，兩人也被村民親切地稱為“黑炭書記”“草帽村長”。

“城西村黨組織的‘主心骨’作用特別明顯。在這裡做村干部，比的不是職務高低，而是如何團結干事。”包夏芬對記者解釋說，“因為大家都覺得，能干成事，比什麼都重要。”

有威信、能戰斗、過得硬。如今，三門縣委組織部已將城西村黨組織建設的經驗在全縣推廣，希望培養更多肯干事、能成事的“城西式”村干部。

在全國近70萬個村庄中，城西村只是很普通的一個，不是最富，也不是最美。但歷經66年，9任村黨組織書記接續奔跑，每一任都交出了一張讓百姓滿意的答卷。這，又何嘗不是以黨建引領鄉村振興最動人的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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