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衢州城北，有個叫黃蒙的小村子，藏在千裡崗山脈深處。這裡，山巒層疊如屏，滿眼蒼翠欲滴，一條清溪潺潺流過，兩岸屋舍錯落。

　　進村，就能看到“江文煥故居”的指示牌。沿石階而上，一座鵝卵石砌的老屋安然矗立。推門而入，木床、桌子、衣櫃還是當年的模樣。

　　老屋旁邊，是一個陳列館。館中，不僅陳列著江文煥烈士的生平事跡，還有他寫給妻子程正迦的一封封家書。泛黃的紙頁，承載著他真切深沉的內心感悟：“志向不是自己生成的，而是靠外界的壓迫和引導而成功的，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善於利用我們的困苦，不但是不可對困苦加以詛咒，加以厭惡，而且是要感恩﹔如果沒有這點推動力，我們恐怕不會時刻在奮力上進，力圖爭取前途的光明，將來的幸福的。我們是有希望的，但是隻有希望是無用的，最多只能給您空闊的幻想的滿足，我們的最主要之點是有沒有可能引伸到那樂土裡面去的路。”

　　這不是私語，是從山坳裡升起的吶喊，向往著更遠的天地。

　　這份志向，在江文煥走出大山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他自幼聰穎，小學畢業后，輟學在家幫做農活，經他一再要求，才得以重返學堂，考入當年的衢州中學。在那裡，他遇見了程正迦，也遇見了更加廣闊的世界。少年意氣，筆底風雷，他寫了《兵役》《秋收》等揭露舊社會的文章。1941年秋，校內軍統特務壓制學生，他憤然聯合同學掀起抗爭浪潮，結果被國民黨當局視為“不穩分子”，和其他多名學生骨干一同被開除。

　　日軍鐵蹄逼近衢州。1942年5月，江文煥和程正迦、王浩然、查良鏞（金庸）等同學結伴西行，輾轉奔赴重慶。后來，他考入西南聯大，程正迦進入重慶女子師范學院。在聯大校園裡，他與眾多進步人士接觸，一次次真切看見知識分子的骨頭在強權下依然挺直。隨著昆明“一二·一”慘案的發生、李公朴與聞一多相繼遇害，一樁樁血案，讓他進一步看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更讓他思索著往何處走。

　　西南聯大“勝利關閉”后，江文煥進入北大西語系繼續深造。在北平，他始終站在學生運動的最前列，閱讀毛澤東著作、《列寧選集》等書籍，以犀利的文筆揭露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他多次參加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游行。陳列館裡有一張黑白照片，江文煥振臂高呼，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前面，頭頂上“北京大學”的條幅獵獵如旗。

　　斗爭的淬煉讓江文煥的信仰越發堅定。他在信中對妻子說：“我除了思想上的改變，如有機會，行動上也來一個革命，就是有機會就到解放區去，到那個最光明的地方去！”並且和妻子約定，共同奔赴解放區：“當然地，要去您我一同去，我絕不會撇下您而一個人獨自追求光明去的。如果我去您不去，則一個在光明中，一個在黑暗中，分離相思之苦是絕對不可忍受得下的。我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很強，也明白我倆的將來的生活、事業、前途之發展以及子女和子孫后代的養育和幸福，隻有在那個理想、那個制度之下，才能有扶助，有保障，有成就可能。”

　　然而命運陡轉。江文煥肺病驟然復發，奔赴解放區的計劃被迫擱淺。兩人回到衢州，程正迦受聘江山縣中英語教員，江文煥病體稍愈，也站上同一所學校的講台。課上，他借課文播撒火種，講解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隸宣言》，高聲宣講“不自由，毋寧死”，讓少年們的心底燃起火焰。

　　在江山縣中，他們與衢州中學時期的同學林維雁重逢，經她引薦，與中共閩浙贛省委城工部黨員高展見面。高展的一番話點醒了他們：“去解放區是革命，上山打游擊也是革命，而留在江山這個‘三毛一戴’（毛森、毛萬裡、毛人鳳、戴笠）特務的老巢鬧革命，則更有特殊意義。”1947年11月，江文煥、程正迦、林維雁一同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成立江山縣中黨支部，積極開展工作，發展多名黨員，壯大了黨組織的力量。

　　1948年，革命星火向衢州全域蔓延。江文煥聯合進步師生，成立中共閩浙贛省委城工部衢州中心支部，他擔任書記。肺病纏身，他卻從未停步。他組織設立秘密印刷點，油墨機日夜輪轉，《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宣傳資料，化作無聲的吶喊，在暗夜裡一遍遍回響。

　　解放戰爭勢如破竹，上級籌劃組建浦（城）江（山）衢（縣）游擊支隊，江文煥又主動扛起衢縣游擊大隊籌建重任。1949年1月23日，江文煥攜密件與宣傳品，同林維雁赴樟樹潭，轉道九華山整編武裝，卻在西安門碼頭遭特務圍捕，被捕入獄。

　　獄中，本就肺病纏身的江文煥，數次被折磨至氣若游絲。敵人威逼利誘，逼他供出組織和黨員名單，他咬緊牙關，一字不吐。他與林維雁的牢房僅一牆之隔，兩人用英語對話，互相鼓勵，堅持斗爭。他們以血肉之軀，護住浙西地下黨組織。江文煥鼓勵獄友：“犧牲生命算不了什麼，只是一個事業（指組織游擊武裝）剛剛開始，不能繼續干下去，未免遺憾！”他是多麼向往可以親自率領游擊隊奔赴戰場消滅敵人。

　　江文煥在犧牲前，曾托獄友偷偷帶出一封家書，短短幾字，是留給妻子最后的話語：“不要為我而病倒，要把孩子帶好。”沒有壯語豪言，隻有作為一名丈夫與父親最柔軟的牽挂。1949年4月中旬，江文煥、林維雁、李子珍、王多祥、鄭南軒、高壽華6名共產黨員被秘密殺害，沒能親眼看到衢州的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江文煥他們6人被追認為烈士，稱“衢州六烈士”。他們的名字，永遠鐫刻在浙西的紅色史冊上。

　　走出陳列館，回望連綿的千裡崗。風從山坳裡涌來，仿佛還挾著當年革命者戰斗時的吶喊。那吶喊，不曾消逝，它藏在樹木的年輪裡，藏在溪水的跌宕中，也藏在了那個山村少年凝望群山的目光深處。

　　《 人民日報 》（ 2026年09月02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