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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视窗 >> 舆论监督 >> 记者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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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邱庄被迫改制：变公有为民营取消福利

    改革的石头

    弹指一挥间，一去30年。

    1978年起，天津静海县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带领村民缔造了一段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

    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因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20年有期徒刑，走下神坛，沦为阶下囚。

    1999年10月3日凌晨1时，保外就医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一代强人静悄悄“陨落”。

    1978年至1993年，是大邱庄缔造神话的15年。在这15年间，大邱庄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炮冲天、率先崛起，成为中国老百姓心中顶礼膜拜的“圣地”，被称为“天下第一庄”。

    1993年至2008年，又一个15年。大邱庄“城头变换大王旗”，撤村建镇，旧貌换新颜。15年来，这里的人谨慎低调，不事声张，而外界对大邱庄的关切却从未停歇，因为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和中国农民命运的人，都无法回避禹作敏和大邱庄。

    在30年的改革进程中，大邱庄如同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集体经济，民营化的企业改革等无数生动的故事在这里流传。大邱庄犹如一个解析政治和经济纠葛的典型案例，扮演着一个国家发展缩影的角色。

    在改革30年后的2008年之春，数着时间的沙漏，盘点大邱庄的过去，不禁慨叹：既有“三十功名尘与土”的颠沛浮沉，也有“八千里路云和月”雄风豪情。

    大邱庄的前15年

    不少土生土长的大邱庄人同外人聊天时，经常会蹦出“过去”“以前”“原来”“从前”诸如此类的词汇。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指1993年以前的生活。

    1993年以前，大邱庄至少有三样东西格外光鲜耀眼，以致让全国其他村庄的农民艳羡不已：一个超强的经济实力、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和一位英明卓越的领导人。

    其实大邱庄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口号还要早。在举国茫然的1976年，时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称“刘万能”的能人刘万明。刘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刘万明利用大队凑起来的10万元钱，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串成3台轧钢机搞冷轧，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如此下来，刘万明、刘万全兄弟俩成就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就开始迅速裂变、扩张，一个企业繁衍成几个，“以钢为纲”，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此时，支撑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四大企业集团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也相继形成。1992年，大邱庄的企业发展到达一个顶峰。

    当时，这个天津小村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他们这样写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经济的腾飞与发展，也给福利体系穿上一件黄金般的外衣。

    “那个时候什么都是发的，连水电都不要钱。”村民描述禹作敏时期大邱庄的集体福利体系时，流露出怀念的情绪。这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包括房子、车子、子女入学以至医疗等14项福利待遇。

    当然，获得这些好处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你什么都得听禹书记的”。在这个乌托邦般的村庄中，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尤其是乡镇企业，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以及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使企业失去了最为宝贵的自由机制和发展空间。

    禹作敏时代，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之时，大邱庄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之时，大邱庄的分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在经济建设成为各地的中心之时，大邱庄还保留着浓厚的政治氛围；在明晰产权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时，大邱庄还保持着“大一统”的格局。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禹作敏最后“栽”在一位名叫刘林山的记者手上，刘时任法制日报社天津记者站站长。刘的系列报道层层揭开了禹作敏在大邱庄所作所为的黑幕。

    1993年8月27日下午，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5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6年后的10月3日凌晨1时，70岁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

    大邱庄的后15年

    假如能回到从前，大多数普通大邱庄人表示愿意选择回到那个他们生活过的衣食无忧的集体。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如意，让这部分人更加怀念死去的“天下第一庄”。在向记者倾诉完对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后，忘不了加上一句“禹书记那阵多好”。

    大邱庄仍有很多人笃信：大邱庄能有今天，还得把功劳计到已经去世多年的禹作敏头上。甚至他们还相信：如果禹作敏当初不被抓走，大邱庄发展得比现在还要好。总之，不论你说到大邱庄的今天还是往昔，禹作敏是个挥之不去的人物。

    除了部分村民埋藏在心里的感激，在现实社会中，禹作敏在大邱庄留下的痕迹却十分浅略。

    记者在大邱庄四处搜索，肉眼能看见禹作敏名字的大概只有两处。

    一处当然是禹作敏现在的墓碑，死后他就埋在大邱庄的西边。

    另一处是大名鼎鼎的九龙壁，背后“大邱庄变迁记”的铭文末署名为“禹作敏一九九零仲夏”。

    禹作敏曾经住过的别墅就在九龙壁斜对面的智慧园。别墅里还住着人，铁门敞开，一条黄狗匍匐在门口，警惕地盯着行人。空阔的院子，即使白天也很少见到人，走进去仍能感受到十五年前的紧张。

    现在的镇政府就是原来的大邱庄村委会，与禹家的大院只隔着一条泰山道。距离禹作敏被捕入狱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可禹家的院墙上的一段鲜艳的蓝底的标语有意无意的在提醒人们一段往事：严惩黑恶势力犯罪。

    禹作敏之死，大邱庄的前15年时代宣告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讲，后一个十五年始于对前一个十五年的扬弃，集体经济、福利制度等禹作敏留下的遗产，被后来的大邱庄人抛弃，万全、津美、津海、尧舜四大集团也被改制成四个村民小组，而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大邱庄仍旧吃着“钢铁饭”。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也有村民谈到大邱庄的现状时，丝毫没有挂念逝去的日子。去年，某中央媒体报道大邱庄时，还用了这样的标题：大邱庄“活”了。

    大邱庄人早已抛弃“天下第一庄”之名，如今打着“中国焊管第一乡”的名号对外宣传，并且，有数据显示这已经是个“以钢为纲”的乡镇，早在2006年时，钢铁的总产量达到了726万吨，焊管产量达到370万吨，当之无愧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

    大邱庄镇主管宣传的杨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下面的数据：从2002年下半年起，大邱庄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2003年实现财政收入7200万，2004年实现财政收入1.5亿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亿元的高度，2007年基本达到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500元。

    如果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在告诉你一个“活着”的大邱庄，那么不足一千米香港街则告诉你：15年前的大邱庄已经死了。这条街现在的衰破一望可知。

    香港街是一个常被媒体提起的地名，记载着大邱庄的兴衰起落。

    在香港街的拐角处，簇新的上岛咖啡很是扎眼。仔细去看，地址写的却是静海县城。香港街上称得上光鲜的还有一家文具店。

    在大邱庄的景致里，有的是宝马，有的是别墅，但现在你很难找到一片篮球场，一片足球场。即使禹作敏的智慧园里，院子里长满了荒草，野狗的粪便露在杂草里。

    强人离场村民自治复兴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现在大邱庄好是好，但都只是个人的，和我们无关，禹书记那阵是真的好，因为他想着的都是集体。现在？都是各干各的呗。”

    毫无疑问，单论GDP，大邱庄镇正在享受“庄主”禹作敏死后从未有过的辉煌，尽管这样的荣耀已经不属于“大邱庄”，而是“大邱庄镇”。进一步说，这样的辉煌只属于少数厂长和老板，似乎和大邱庄普通百姓无关。

    “村里上亿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人穷得连供暖费都交不起。”4月10日傍晚，记者去一位村民家里采访时，时间已接近晚上6点多，外面淅淅沥沥下着雨，记者在昏暗的客厅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夫妇依然没有开灯的意思。

    “还是禹书记那阵好，连电费都不用花钱。”而比窘迫生活更可怕的是，更多人正在失去生活的来源。像那位刘姓村民，一个月只能在自己亲戚家的厂子里干上半个月，其余时间就处于失业的状态。

    20多天前发生的那场风波，再次暴露了这个明星村的尴尬。

    “如果你们早来20天，那就热闹了。”记者在拜访大邱庄万全街道的一位村民时，这位刘姓中年男子操着一口浓重的静海口音说。

    对“热闹”的注脚，大邱庄流传着三个不同版本。

    刘姓村民很坦白地告诉记者，2008年3月17日万全街道200多人去镇政府“散步”，当时还打了标语。

    “现在村里有钱的人大概占10%，没钱的占到90%。”万全街道的一位领导告诉记者，贫富分化正是“万全风波”发生的背景。

    “原先是向一个方向使劲，后来是向自己那里使劲”，著名农村学者于建嵘教授认为，“万全风波”折射的是百姓对禹作敏时代前后治理模式的突兀与不适应，使贫富分化问题凸显。

    “散步”有了一定的成果。在万全街村民看来，“万全风波”最重大的收获就是以签名的方式选举出了村集体的领导班子。

    4月2日，新的领导班子正式开始运转。“现在的领导班子和老百姓是一条心”。有村民如此评论。

    组织者谈起此事时，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我们就是挨家挨户去签名，结果有超过一半人同意罢免原来的村主任”。

    据知情人士透露，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根据《村民组织法》第十六条规定，只要有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最后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即罢免成功。

    村民居然可以依法罢免村委会主任，在15年前的大邱庄这显然应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村民告诉记者，新任的村主任叫刘永华，是禹作敏时代“能人”刘万全的儿子，也是禹作敏的侄女婿，原来是大邱庄小学的校长，很受禹氏家族的器重。1993年被捕之前曾任万全集团代理总经理，后被判刑四年，出狱后曾在外面做生意。

    据村民们介绍，由于万全账目混乱，他们对原任村领导班子非常不满意，又十分怀念刘永华的才干，所以此次把选票投给了他。但刘永华却非常低调，并不愿意说什么。

    被迫的改制

    1993，对于大邱庄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浪漫主义的集体时代和禹作敏一起被“颠覆”，个人主义时代由此谢幕。大邱庄贫富分化的种子就是从那时被埋下的。专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把1993年的中国形容为激荡的一年，大邱庄亦是如是。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苑鹏看来，即使禹作敏没有被捕，大邱庄在1993年之后的日子也会过得相当艰难。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要求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取向基本明确下来。城市国有企业转轨逐渐面向市场，乡镇企业开始面临更大的竞争。

    “当时有句话叫‘老虎下山，猴子上树’，以前依靠在体制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乡镇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竞争，另外，乡镇企业本身的社会包袱太重，他们一出生就有点反市场经济的味道。”苑鹏认为。

    经过了两年的准备，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开始了艰难的改制，首先是从房子开始，大邱庄人买断自己的房子，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

    接下来，大邱庄先后完成了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续了多年的待遇，几乎全部取消。

    而这种改革面对的阻力也是很大，“毕竟以前几乎都是免费的，但必须改，企业受不了。”被称为改制后“轻装上阵”的企业开始从产权改革方面进行努力。

    变公有为民营；投资主体由单一变多元。其方式是：集体整体从企业中退出来，由“能人”出资“入主”。

    新华社一篇报道称，当时的镇党委书记陶润立含着眼泪说：“我们急过、蹦过、跳过、哭过，四大企业集团的老总有的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改制后大邱庄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大邱庄的经济成分80%为民营，20%为外资和集体参股。

    “虽然单干有种种不如意，当时的改革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现在看来当时的改革还是正确的”。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点的企业的老板，大部分还都是当年的厂长、经理、会计等等。这部分人以前在禹作敏时代就是住着别墅，现在仍然住着别墅。

    从某种程度上说，禹作敏的死给大邱庄带来转机，由于矛盾暴露得早，大邱庄比南街村更早地完成了以股份制改造为主的产权改革。

    即使大邱庄的工薪阶层，也能清醒地认识到产权改革的意义。大邱庄长江道上一位杂货店老板说：“虽然那时候集体什么都分，但手上确实没钱啊，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多块，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产权改革更大的意义是提供自由创造的空间，如果没有产权改革，也不能产生如今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友发钢管。

    1993年还有一段历史被大邱庄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禹作敏事发之后，除了原来的四大集团瓦解，大邱庄镇政府也建立了。知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项继权教授看来，大邱庄镇的建立打破了村庄的封闭，被国家权力接管的大邱庄，正常的秩序减少了威权人物的干扰。

    未竟的改革

    与禹作敏时代的高调不同，大邱庄现在的官员一再挂在嘴边的词是：低调，没有人再提“天下第一庄”，有时这种低调甚至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

    在大邱庄采访期间，记者曾数十次致电大邱庄镇主管宣传的杨主任，希望能和现任镇党委书记面谈。他首先申明现在关于大邱庄的一切宣传都需慎重。追问再三，杨主任才道出现在大邱庄面临很多问题，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等下半年，“有需要的时候”再请记者来报道。

    而镇领导不肯接受记者采访，或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记者就万全的问题采访当地村民时，村民们都觉得记者大惊小怪，“有什么好奇怪的，经常有人跑到镇政府去‘闹’，前几天满井子还去闹了呢。”

    现在的大邱庄依然面临着不少的矛盾。

    污染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据当地村民介绍，满井子村民上访的原因就是因为污染问题。记者专门绕大邱庄边的河道转了一圈，河水已经完全变成黄褐色的锈水，河堤边被水浸过的野草也全是一片怆然。

    尽管周边仍然是广阔的田野，大邱庄的天气即使在白天也是一片灰蒙蒙的。在从百亿道上望去，卡车在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烟尾，友发的镀锌厂，蓝色的化学雾气在厂区蒸腾。

    除了污染，大邱庄本身的经济严重依赖钢铁产业，且由于大多数企业达不到国家标准，如果国内钢铁行业稍有风吹草动，“吃钢铁饭”的大邱庄势必收到很大影响。

    还有些问题显然已超出了大邱庄的能力解决范围，比如土地。禹作敏时代把大邱庄的土地收上去交给了其中一个大队去种。而现在，万全街道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农村户口，去年就有村民到镇里去“散步”，后来村和镇里一起决定每月发给500块钱。

    同时，由于外来人口扩张厉害，本来属于村民的宅基地变就成了稀缺资源。村里想出的主意是去抓阄，你想买多少个，先交多少订金，然后有多少个抓的机会，结果甚至有人想买十个，到手后就卖出去。

    与土地相联系的，是名义上已经变成城里人的大邱庄村民，“即使户口本上盖个非农业的戳，依然不能解决社会保障，也不顶用”。

    “股份制改革仅仅是第一步，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只靠经济手段解决的”。刘永华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

    权力、产权和权利的边界

    福利和自由并不一定矛盾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来思考禹作敏及其遗产的话，我想有三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禹作敏的命运和大邱庄的发展具有一定特殊性。虽然禹作敏只是大邱庄的一位村支书，但在中国，这种村庄领导人的政治身份背后是国家权力，是国家和执政党赋予了他掌握村庄公共资源的合法性。这种权力帮助禹作敏成就了“天下第一庄”，也使他获得了超越村庄领导人的政治地位。从体制角度来看，自治性村庄和国家政权是有着不同的权力运行逻辑的，将它们混为一体容易产生一种自以为可以决定他人命运的虚幻力量。禹作敏没有认识到两种权力的边界而挑战了体制的底线，也就最终决定了他悲惨的命运。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禹作敏是那个崇尚权力的时代的产物，也是权力边界不清之制度环境的牺牲品。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改制所出现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最主要的应与当年大邱庄集体和村民个人之间的产权不明晰相关。在禹作敏时代，集体表面上是大邱庄人的集体，却与禹作敏个人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禹作敏就是集体，集体只是他权力边界的一个符号。也许他的人格和权力能保证大邱庄的代理人维护这个集体，但他却无法保证没有他的大邱庄会有真正意义的集体经济。许多事实都表明，模糊不清的集体财产比国有资产还容易被人掠夺。因此，当禹作敏这样具有符号性质的强势人物倒掉时，原来名义上属于大邱庄人共同所有的集体财产就必然会在混乱中有所流失。今天我们可以把大邱庄的许多不和谐与一些人“合法”地改变了大邱庄集体时代的财产关系联系起来，但这些绝不能成为否定以明确产权关系为目标的改制的理由。

    也许当年大邱庄人真的享受过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各项福利，但同时他们也付出了“什么都得听禹书记的”这样的代价；也许今天真的有许多普通大邱庄人表示愿意选择回到那个他们生活过的衣食无忧的集体，但这绝不能证明以牺牲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为代价的“禹作敏专制式的福利”的合理性；也许对于大邱庄的某些弱势人群而言，禹作敏们创造的“家长式福利”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更大的程度上，他们的怀旧情绪只不过在表达在市场经济中的无助，是对当今存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所表现出来的不满，更是对未来的社会福利的期盼。

    事实上，让全体成员通过各种方式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福利和自由本来并不一定是矛盾和冲突的，只是在禹作敏们创造的“集体经济”中才成为了两者只能选其一的东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南方日报作者：胡剑龙于建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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