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傅国涌

2017年03月20日08:29  来源:今晚报
 
原标题: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手头有三册与胡适之先生有关的旧书,其中有1962年3月出版的《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其时离他去世不过一个月,这本书扉页有他手书的几句话:“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这是他1916年25岁时写下的生日词句,44年后,他69岁时留下的墨迹。“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他一生念兹在兹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一定要一言以蔽之,那就是1947年他在北平写下《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时指出的“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他一生所做的就是为这样一个社会建立基础。当他离世时,海峡两岸离他期待的那个社会都还很远,大陆刚经历了惨烈的“节粮度荒”,台湾还处在蒋氏严酷的威权统治下,雷震的十年刑期刚刚过去不足五分之一。那一刻,台湾对他的哀悼如潮,各大报纸的社论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万人瞻仰仪容,挽联上挂满好词好句,铺天盖地的赞美几乎压倒了哀伤的气氛。但以他的清醒,真正在意的恐怕不会是一己之哀荣,而是国族之再生,自他求学异邦,获取新知,他即以此自命。“他不愿听到言论界充满一片歌功颂德之声,这将使整个政治社会丧失了进步的动力,但同时他也不愿看见言论成为破坏的工具,致令带来了动乱。”所以,他一面提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面主张以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言论。《联合报》在他谢世一周时发出的这篇评论《胡适与言论自由》,倒可以算得上是知他之言。

在海峡两岸,他于生前生后都曾遭受攻击,我手头的一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是1955年出版的,看看每篇文章的题目,大致就明白说了些什么。当批判浪潮甚嚣尘上之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曾为此小小地得意过,这些批判恰好证明他三十余年间在祖国播下了思想的种子,所以才被急着清除。

与海峡这边的大批判相比,他在台湾遇到的批判确乎不足道也。这一册《胡祸丛谈》(徐子明讲述、徐弃疾编录,1964年初版、1965年再版),我在见到之前一直好奇到底会说些什么,出版之时,胡适已不在人世。在他生前,徐子明等人1958年就出过一本《胡适与国运》批判他,当时引起过一点小小的舆论波澜。徐子明是台湾大学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之所以批胡,是认定胡适“毁灭伦纪提倡鄙俚以召滔天大祸”。看目录洋洋洒洒似乎颇有内容,翻开看上几页,硬伤实在太多,整个立论就是建立在一些不确实的材料之上,常常是论点先行,而论点压倒了论据。有些说法甚至十分荒唐,因胡适姓胡,他就将胡适当作胡人,说:“胡适每想到他们胡人不能消灭华族,反被同化,便又恨又耻,所以下了决心,要替历来的胡人报仇。他的入手办法就是‘打倒孔家店’以解放青年……”政权鼎革,岂一句“胡祸”可以了之。

胡适是可以批判的,也是经得起批判的,如今,我们再来看那些赞美他或批判他的言论,还有什么话可说?胡适之曾说:“我一生被骂不少;我对这些骂我的话生气吗?我一点也不生气。”他心中所想的只是“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何时到中国来,他的同胞也可以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至于对他的攻击谩骂又算得了什么。

1917年,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又在上海看到文化教育界的沉寂,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只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这是他在《我的歧路》文中的自白,也是他在1954年、1955年挨批的所谓反动“改良主义”思想。在胡适离世55年之后,回头再看他当年想要的那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和立志要建筑的“革新的基础”,令人感慨万千。

(责编:张帆、翁迪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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