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礼堂 乡村公共空间与基层社会建设

丁贤勇、张琪、叶利

2017年04月19日08:17  来源:浙江日报
 
原标题:文化礼堂 乡村公共空间与基层社会建设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彰显浙江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积极成就,凸显文化自信构建中的“浙江创造”元素,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案例,具有示范作用。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今天及其成就,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明天及其样板。

近年来,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研究引起了学界关注。在农村,礼堂往往是当地最宏大的建筑,成为当地标志性景观,也是建国以来乡村社会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乡村,作为传统文化基因的宝库,是中华文明实现复兴的源泉。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舞台,礼堂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渊源。古代的“明伦堂”,即明伦教化、讲学论道之所,可被视作原始礼堂。而古代和近代前期的乡村祠堂也发挥着礼堂的部分功能。

农村礼堂所见证的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兴衰,所传承与弘扬的是关乎民命国脉的历史文脉。当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农村礼堂的文化功能愈加凸显。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实践,使得文化的种子在广袤的乡村社会扎根,文化的“根”深扎乡土,文化的花蕾竞相绽放。

从身有所栖到心有所寄

改革开放初,社会经济复苏,礼堂用来举办学习、报告、总结、联欢、电影、追悼等各种活动,也往往牵人之喜怒哀乐。在汹涌而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急剧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朝着公民社会发展。同时,农村恢复了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格局,人口快速流动,原有公共空间的组织和制度形式弱化,很多公共空间被弃置。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式微,喧闹礼堂变成荒寂空场。礼堂空了,作为一个大而无当的建筑,绝大部分都被拆除。保留下来的,大多变成仓库、厂房、学校乃至牛棚,或被废弃、出售。极少的一些发挥会场、剧场功用,被改造成舞厅、溜冰场、饭店等。

虽然人们置身于高速城市化、工业化之中,在情感上却又感觉相对疏远。农民精神家园与乡村新型共同体如何重构成为一大难题。同时,乡土文化消逝的危机也显得日趋严重,如公共文化与私性文化不平衡、村民集体感淡化等。因而人们对于公共文化的需求逐渐复苏,农村文化建设迫在眉睫。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65元;1989年突破千元达1011元;2003年为5431元;至2009年浙江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0007元,成为全国首个农民收入破万元的省区;2015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125元,首破2万元;2016年达22866元,比全国水平11422元高出一倍,农民人均年收入连续32年位居全国省区首位。在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巨大提高之时,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为迫切。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农民工作与农村建设。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必须要从乡村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重构入手,来实现公共文化生活的回归以及农民文化生活的全新整合,从而推动农村文化发展、乡村记忆延续以及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

为此,浙江省委、省政府自2013年起,从建设乡村精神文化地标——文化礼堂入手,为农民打造精神家园,让人们在“身有所栖”的同时“心有所寄”。并将农村文化礼堂列为每年浙江省政府十件实事工程之一,五年内实现50%的行政村建有文化礼堂,在全省建成一批集学教性、礼仪性、娱乐性于一体的重点农村文化礼堂。

至2016年底,浙江省建成农村文化礼堂6527座,完成预期目标。计划在未来四年,将再增建3500座文化礼堂,使之达到万所以上,实现“村村有礼堂”;在新时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要求下,文化礼堂进入“互联网+”的建设模式。

(责编:王丽玮、翁迪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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