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周天晓、沈建波、邓国芳、梁国瑞、沈晶晶、钱祎

2017年10月08日09:25  来源:浙江日报
 
原标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切实在实际工作中改变‘GDP至上’”

绿色发展,需要创新体制机制来保驾护航。

“我们要科学看待GDP,切实在实际工作中改变‘GDP至上’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加紧推进GDP核算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绿色GDP的研究,并使之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挂起钩来。”在习近平的重视和推动下,浙江很快启动了“绿色GDP”考核体系的设计。

“绿色GDP”,首先要求整个指标体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等全面情况;其次,在指标设置上,既要反映经济增长,又要反映经济发展的能耗、质量和结构等情况。

2004年,浙江在统计体系中,引入万元产值主要原材料消耗、万元产值能源消耗、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万元产值“三废”排放总量等4大新指标。

“我们提出用2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生态省的目标和规划,而领导干部一届任期只有五年,很容易产生生态省建设是遥遥无期、与我任期毫不相关的思想,而息息相关的只有GDP和财政收入。”在2004年6月28日举行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对领导干部“绿色GDP”的考评指标必须量化、细化到年度,必须环环相扣。

2006年8月,浙江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里,新增万元GDP建设用地增量、能耗及降低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等刚性指标。

事关“绿色GDP”的体制机制改革,迅速从省、市传导至县、乡镇。到2007年,安吉所有乡镇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已全部创新。

当时,安吉设计了5张卷子,满分100分,其中工业经济权重从40分到0分依次下降。像杭垓这样工业企业少、自然条件优越的乡镇,可以选择最后一张卷子。到年终,只要生态环境保持得好,即使工业没有发展,评分也不会差。这种全新的考核方式,让乡镇干部推动绿色发展有了底气。

为保护生态,有些地方经济指标可以不考核。那么保护生态所需的资金和加快发展的投入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习书记很早就想到了。”郑荣胜说,“2004年他在淳安给我们上党课时就说,省里要在补偿机制上给予考虑。”

2005年春,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全国县市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调查,庆元名列第一,景宁、龙泉、泰顺、云和分列第五、第八、第九、第十。“这些县都是浙西南的欠发达地区,都面临着生态保护和加快发展的双重任务。”当年4月5日,习近平在全省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要将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如二、三产业)对于源头产业(如农业)的利益补偿。要研究探索把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放到区域生态补偿上来,对生态脆弱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实行特殊政策。还要研究探索通过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

第二年,浙江从林业破题,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生态补偿机制政策。2007年,全省八大水系的45个市县都实行了生态环保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2016年2月23日下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汇报了开化县关于“多规合一”试点推进落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开化的试点经验是可行的,值得肯定。

开化的“多规合一”试点,是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相互融合到一张可以明确边界线的市县域图上,为市县发展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这一切,正是遵循了习近平当年开创的生态文明发展路径。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开始推动优化生产力布局,明确不同区域发展、保护的定位。

“今后凡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项目坚决不能建,当地污染负荷超过环境容量的坚决不能上,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坚决不能批。”2005年9月5日,习近平在钱塘江流域调研时指出,要结合各地的产业基础和环境功能,优化生产力布局,“对于哪些地方是丝毫不能污染的,哪些地方是可以暂时容忍有限污染的,哪些产业是必须无条件退出的,哪些产业是必须转移的,哪些产业是可以改造的,对这些都要进行宏观上的把握、整体上的布局。特别是钱塘江中上游地区就是要考虑生态功能区的定位,必须严格规范建设项目的环保许可,切实把好环保审批关。”

“经济增长是政绩,保护环境也是政绩。”2006年5月29日,习近平在全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阐述说,要依据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充分运用资源环境政策的杠杆作用,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开发政策。根据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等要素,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并根据环境容量、自然资源状况分别进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严格按照生态功能区要求,确定不同地区的主导功能,配套以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导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

在习近平的倡导和推动下,2006年,浙江主体功能区划战略全面实施,确定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功能区。

转变发展方式,只有政府“一头热”显然不行。

“在浙江工作时,习书记就提出,要把政府治理污染的行为变为企业和社会行为。”省环保厅副厅长卢春中说。为了实现这种转变,习近平着力推动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进行“倒逼”。

2005年开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逐步在全省推广,由市场决定排污权价格,从而调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同年,浙江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进程,探索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水、电、油、气等价格形成机制,体现生态保护的价值。

(责编:张丽玮、戴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