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性与回忆录

黄桂元

2019年09月23日14:42  来源:今晚报
 
原标题:记性与回忆录

  评价某人是否天资聪明,记忆力往往是个重要指标。一个人拥有超强的记忆力,类似于拥有出众的颜值,实属幸运之神眷顾,可视为上苍赐予的礼物,可遇不可求。

  一些文豪正是因其“过目不忘”“耳闻则诵”的禀赋,而留下一段段佳话。雨果活到83岁,对自己经历的事永远一清二楚。直至晚年,他从不曾对同一个人重复说过同一个故事。博尔赫斯的“博闻强记”使其声名远播,他只是不经意间听某教授读过一首诗,两周后,朗读者本人都忘记了,他却仍能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

  也有相反的例子,同样为人津津乐道。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与丈夫初次见面,他便一再问到她的名字,随问随忘,令人尴尬。陀翁的健忘症是患癫痫的结果,他一生总也记不住某些相识者的姓名和相貌,被误解为目中无人,狂妄自大。蒙田的记性同样糟糕,当别人当面引述他的文章内容时,他总是茫然,据说蒙田每次去书房查找资料,穿越庭院后就忘了去书房的目的,只好让仆人随身相伴,时时提醒他。

  既然记忆力属于天赋,我们便不必因记性差而自卑,也不能对记忆力好的人盲目崇拜。人非神,也不是人工智能机器——为确保记忆的准确无误,最靠谱的方式还是“白纸黑字”。中国有句老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养成勤动笔的习惯,就可以弥补记性力方面的不足。我猜想,蒙田或许正是因为忘性大,才不敢懈怠,充分利用“烂笔头”,才写出那么多的传世随笔。

  记忆的真实,不一定就能保证“回忆”的准确。记性是一回事,“回忆”又是一回事。特别是当事人所剩无几,唯一的知情者就具有某种“话语权”,这时候,对一个人的诚实度便是极大考验。不同的人回忆同一件事,由于角度、诉求点和利害关系不同,会出现盲人摸象、各执一词的情况。1950年,黑泽明拍摄的悬疑电影《罗生门》,一鸣惊人,一举获得了第1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罗生门即日本京都的正南门。云游和尚、砍柴人和乞丐在城门底下避雨,三人闲聊,话题开始,故事的序幕拉开:一个武士和他妻子路过荒山,遭遇了不测。妻子被侮辱,而武士惨遭杀害。惨案如何酿成?真相只能有一个,凶手、妻子、武士亡魂附体作证的女巫,都各有说法,案情莫衷一是,扑朔迷离。凡事一牵涉到人,往往就不简单。历史学研究强调孤证不立,遵从的是逻辑学原理,逻辑学称之为“弱命题”。法律层面上,孤证不能一概否认,但要做具体分析。

  写作领域,往事一旦成为纸质的回忆录,必然经过一个主观筛选的环节。任何一部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失实的“想当然”成分。回忆录是否真实,与记忆力的好坏并无太大关系。说到底,回忆录是选择性记忆的产物。人都会有优胜劣汰的惯性,扬长避短的天性,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回忆录中的往事,可以被屏蔽,可以被改写,也可以被强化和升华。这不是说,谁一定要蓄谋说谎,而是人的记忆在时间的冲刷过程中容易节外生枝,扭曲走样,甚至面目皆非。

  究其缘由,不一而足。时间是流动的,具有冲淡、模糊、溶解的作用,年深日久,发生一些张冠李戴、事实混乱、情节颠倒的记忆失误,也是正常的。有的回忆录,一开始就与事实有出入,久而久之,说着说着,自己都以为是真的,就如何满子先生所言,“有些长久在脑子里设想的幻景,存想既久,多次重复,当事人也就以为恍若为真事了”。还有,情感使然,也会对其回忆形成干扰,以至于有所取舍、褒贬、扬抑,读者很难辨明。同时,具有将暗影中的真实晾晒于日光之下的勇气不大容易,有意识、下意识地自我美化或自我保护时有发生,似乎亦无可厚非。此外,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负面情绪逐渐淡化,对许多东西也不再较真儿,约翰·韦恩说“童年记忆是诗意的谎言”,也有这层意思。

  其实,某些人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略施薄粉,只要不伤害他者,不误导世人,不颠倒黑白,不撒弥天大谎,也还可以接受。此中奥妙无穷,也算是一门烦恼的学问。无怪乎有着惊人记忆力的英国文豪约翰生,认为记忆未必比忘更有意义,有人请教如何掌握记忆秘诀,他解嘲道:“还是教我学习忘记吧。”个中意趣,值得玩味。

(责编:张帆、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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