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區作為“浙江經濟第一區”和“杭州城市新中心”，匯聚著新技術、新業態與新就業群體的澎湃動能，也為基層治理帶來了新挑戰。近年來，余杭區檢察院以“多維履職+系統治理”為路徑，通過高質效辦案促進社會治理，為城市治理科學化、精細化、智慧化貢獻檢察力量。

“一書四報告”：從個案到類案的“好參謀”

如今，余杭區快遞專用電動三輪車規范上牌、投保，讓快遞員們多了份安心。這一變化的起點，源於兩年前余杭區檢察院對一起交通肇事案的深挖。當時，承辦檢察官李劍實審查發現，涉案車輛屬於不予登記的違規車型。經深入走訪調查，李劍實發現部分快遞企業通過協議將責任轉嫁於快遞員，而快遞員為節約成本，往往自行購置無牌無險車輛，存在法律與安全隱患。

如何筑牢快遞“最后一公裡”安全防線？余杭區檢察院向職能部門制發檢察建議，推動開展專項整改。截至2025年底，已推動快遞專用車上牌2800余輛，實現“一車一牌一碼”智能化管理，並完善了“車+人”保險保障體系，完成從個案監督向類案治理、系統治理的延伸。

這背后，是余杭區檢察院創新建立的“一書四報告”機制在發揮作用。該機制以檢察建議書、檢察信息要情專報、法律監督年度報告、刑事綜合分析報告及其他專項報告為載體，引導檢察官在辦案中“多想一步”，主動挖掘案件背后的行業性、源頭性問題，將“點”上問題轉化為“面”上的治理成果。近年來，該院通過該機制報送專報和送達檢察建議29篇（件），提出建議114條，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好參謀”。

“人大+檢察”：聯動共治提升城市溫度

“1︰12，坡度達標！”杭州綠汀路地鐵站口，余杭區人大代表陳榮偉與檢察官一同測量無障礙坡道的坡度。這場“毫米級”驗收，是“人大+檢察”聯動共治的縮影。

此前，檢察院在梳理人大代表建議時，關注到陳榮偉提交的《關於繼續完善無障礙設施的建議》，隨即將該建議轉化為公益訴訟案件辦理。

“我們調查發現，醫院附近部分盲道存在缺損，那一帶周邊公交站、地鐵站盲道設施也不夠完善，進出站口台階高度也不符合標准。”辦案檢察官陳華兵說。

在檢察建議的推動下，職能部門迅速整改：缺失的盲道被補齊，站口台階得到調整，公交站與人行道連接處均設置了緣石坡道等無障礙設施。

如今，這種“人大監督+檢察監督”聯動機制的實踐不斷深化，不僅筑牢了權益保護的法治屏障，推動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走深走實，也成為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基層的生動實踐。

數字賦能：模型預警構筑智慧閉環

隨著杭州城市新中心建設推進，余杭區檢察院在辦案中發現，有職業“碰瓷”團伙假借勞資糾紛之名敲詐用工企業。由於存在數據壁壘，單次警情看似普通糾紛，職能部門往往難以准確識別與打擊。余杭區檢察院敏銳地捕捉到這一問題，轉而向大數據要“戰斗力”。

“傳統監督方式逐漸難以滿足高效精准監督的需求，數字賦能檢察工作，既是檢察機關提升辦案質效的客觀需求，也是適應現代化城市治理的關鍵舉措。”該院刑事檢察部門檢察官梅哲賓表示。

2024年4月，建筑工程領域“勞務碰瓷”監督治理法律監督模型應運而生。模型通過比對網絡招工平台與住建部門“智慧工地”數據，精准篩選高頻應聘卻未實際務工人員，再結合公安機關出警和勞動部門受案信息，排查疑似“勞務碰瓷”線索，移送公安機關調查。

截至目前，該模型已排查疑似線索150余條，監督立案20人。其中，對6名犯罪嫌疑人開展立案監督，涉及敲詐勒索犯罪數額120余萬元。這一“數據跑路、模型預警、檢察監督、社會治理”的智慧閉環，有效破解了傳統監督的難點。該模型已被杭州市檢察院列入數字監督重點專項行動，展現了數字賦能城市治理的強大潛力。

從機制創新破題，到協同履職聚力，再到數字賦能提效，余杭區檢察院“多維履職+系統治理”的實踐，為城市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可復制、可推廣的檢察方案。余杭區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鮑鍵表示：“我院將持續深化系統治理理念，不斷完善履職模式、強化協同合作，讓法治精神融入城市治理的各領域、各環節，為城市治理現代化提供更堅實的法治保障。”（譚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