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開公司、招投標，企業負責人要帶著工商、稅務、公安、法院等部門出具的多份無違法違規記錄的証明，流程繁瑣復雜。這一現象即將成為歷史。

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國家數據局發布了《關於全面推行以專項信用報告替代有無違法違規記錄証明的通知》，明確各地區要於2025年9月底前全面開展“信用代証”工作，實現“一份信用報告代替一摞証明”。

今后，企業可以直接登錄“信用中國”或省級信用網站，自助下載報告。審批部門在后台核驗報告即可辦事，無需再索要紙質証明。

多部門合力推動的“信用代証”，標志著傳統“証明時代”落幕，“用數據說話”的信用社會正式登場。

這樣一項改革有哪些意義？

首先是優化了營商環境。“信用代証”，正為更多市場經營主體“減負”。

在行政審批、招標投標、企業融資等領域，經營主體需到多個行政管理部門開具各類有無違法違規記錄的証明，大大影響了企業辦事效率。

“信用代証”推廣后，市場經營主體只要到一個部門查詢就可以了。此外，如果推行授權查詢機制，市場經營主體也可以不用自己查詢，而由報告的使用方查詢。

其次提升了行政服務效能。過去，部門各自為政，能查到的只是“有沒有這條違法記錄”。信息孤島導致“東窗事發，西窗無知”，風險無法及時共享。而個人和企業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和成本搜集紙質材料。

這項改革以信用體系建設為突破口，通過信用信息共享與系統集成，推動跨部門、跨區域協同。

如今，借助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監管者可以對主體進行畫像。一旦出現失信行為，即可觸發跨部門限制。高危主體將在金融授信、政府採購、高消費等場景處處受限。

當“一份信用報告代替一摞証明”，監管者已不再隻關注“有沒有違法”，而是基於數據構建綜合風險畫像。這既提升了政府服務效率，也把“誠信經營”的責任落在每一道環節。

事實上，“信用代証”也是一項發源於基層的創新舉措。

比如，在浙江，早在2017年就啟動了“減証便民”專項行動，大幅削減証明事項。

2018年，按照國務院部署，浙江組織各地各部門進一步全面清理本地區、本部門自行設定的各類証明事項。

2023年10月，浙江印發《專項信用報告替代有無違法違規証明實施方案》，在40個領域全面推行以專項信用報告替代有無違法違規証明。浙江也成為全國率先開展“無証明化”改革的省份。

時至今日，“信用代証”的范圍仍在不斷拓展。信用的應用場景也在不斷豐富。

此次《通知》提出要鼓勵各地建立信用承諾制，也是一項積極探索。

有專家認為，在一些目前暫未覆蓋的領域，可以鼓勵各個主體主動進行信用承諾。如果這些承諾有問題，那麼將來這些領域就對這個主體不再實行“信用代証”。

如浙江義烏就創新推行信用承諾制審批機制。按照“你承諾，我先批，事后審，失信懲”的思路，義烏讓信用優良的企業和個人可通過書面信用承諾替代部分審批材料，享受“容缺受理”，先行發放証照。不少企業憑著良好的信用，甚至得到了免審或免年審的“特權”。

“當然，我們對信用等級差的企業以及信用分數低的個人，在辦理企業登記時實行嚴格准入﹔對於違背信用承諾的，將會同多部門對其實施聯合懲戒，上榜負面清單。”義烏市市場監管局行政審批科相關負責人說。

對一個主體來說，信用機制的分析和認識更為全面准確。未來，政府部門可以將更多信用的理念和信用的機制，運用於提升國家的治理和社會的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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