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纺织工

“纺呀织呀纺，纺呀织呀纺，咱们纺织工人日夜巡回忙，眼望着纱锭转不停……”

这首歌，叫做《纺织女工》，曾在上个世纪红遍大江南北。在那个年代，纺织女工雪白的帽子、雪白的围裙以及在纺织机前来回穿梭、上下飞舞的灵巧双手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最美好的形象之一。

这种美好的感受曾感染了绍兴的一群农家女儿。上个世纪80年代，成为为数不多的民营纺织企业的纺织女工，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几十年过去，一代又一代的纺织女工用辛勤付出奠定了绍兴纺织业辉煌的基础，“织”出了一个中国轻纺城。时代在变化，今天的纺织女工是什么样子？她们面临着什么困境？带着这些问题，我踏上了体验纺织女工之旅。

气味重、声音大、尘花飞的纺织车间

清晨7点15分，夏日的烈阳尚存一丝温柔，很多都市人还流连在梦乡，而在绍兴袍江工业区的某纺织厂大门口，骑着电瓶车、自行车进厂的纺织女工已唱响了热闹的“上班歌”，繁忙的一天又开始了。

这是绍兴纺织业的一家龙头企业，年产各类针织坯布20000余吨，拥有150多位纺织女工及四个生产车间。前一天，我已经和工厂联系好了，于是，我径直朝上班的地点——织造部第四车间找去。

偌大的厂区让人一阵好找，等我见到车间主任王红时，正好是7点半上班时间。“这么准点，去打卡都来不及了。”王红开玩笑地责备我。原来，纺织女工上班实行打卡制，迟到和全勤有严格的奖惩制度。第一天上班就被“扣了钱”，我的脸顿时红了，真没想到现在纺织女工上班考核也这么现代化。

王主任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说话嗓门特别大，和其他女工穿着淡蓝色的工作服不一样，她身着黑色的连衣裙，脚上一双高跟鞋，干净利落的短发衬出一股威严的领导劲儿。说话间，她已领着我到了纺织车间。

车间比想象中要昏暗得多。大通间被隔成了一个个小车房，过道上堆满了小山似的筒纱。每个车房放着一台被称为“大圆车”的机器，像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蜘蛛“吐”着百余条丝。一股机油和纱线混合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虽然开了空调，但室内闷热得让人有点透不过气。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吵！几十台机器轰隆隆地同时运转，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分贝，直钻进耳朵里。这下，和王主任对话，我也自觉地加大了音量。

经过一个车房时，我吓了一跳，里面正“下着雪”呢！满屋飞舞的“雪花”不仅堆积在机器上、地上，连纺织女工的头发上、眉毛上都沾上了不少，正在工作中的女工简直成了“白毛女”。王主任告诉我，织布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棉絮，叫“飞花”，织造全棉布料的车房，飞花特别多。8个小时工作下来，女工连鼻孔里都是。

“看来，今天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了。”看到这个上班环境，习惯了在舒服整洁的办公室工作的我开始暗暗叫苦。

逛了一圈车间，王主任把我交给了一个纺织老员工唐师傅，还给我借来一套工作服。走时，她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头发丝缠进机器、手指被机器扎伤这类事情都有过，你千万不要大意……”

8个小时，重复、重复再重复

“来，你看，那是氨纶灯，一旦灯亮了，说明这一路线出现了问题。纺织工的工作主要就是把断的纱线连接上。”唐师傅一看就是个老实人，说话柔声细语的，露着憨憨的笑。她老家在湖南，已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今年才34岁，但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老。听我问起她的全名，她羞涩地直摆手：“这就别问了，你要是写到文章里，怪不好意思的。”

“小孩多大了？”听我问到孩子，唐师傅轻轻叹了口气。她告诉我，小孩9岁了，一直在老家。纺织工是三班倒，分白班、小夜班和大夜班，根本没办法照顾孩子。

“我自己有时候都受不了。”唐师傅说，来厂里两年多，一旦冬天上大夜班，就得在天寒地冻中咬牙前进，年轻一点的小姑娘刚来时都是哭着上班。

正聊着天，大圆车突然停了下来。“断线了。”唐师傅一看，迅速拖着一个小凳子向氨纶灯亮的地方走去——小凳子是纺织女工特有的一个设备，专用于连接高处的线头。只见她利落地找到线头，手指灵巧地一弯一拉，又掏出一个小叉子扣住线，穿过导纱洞，压到探针眼上……机器重新又转动起来。好家伙，这手法跟变戏法一样！

“眼神要雪亮，动作要麻利，手指要灵活。”唐师傅传授她的经验。

“行，记住了！”我答应得飞快，心想，打个结还不容易？但一上手，才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研究”了半天才打上了一个结。唐师傅看了那个“硕大”的结，直笑：“你这个结啊，不合格。产生一批废布，要扣120块钱呢。”

“扣这么多？”我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唐师傅无奈地告诉我，这两年，工厂的规定越来越严，一匹废布扣120块钱，一个漏针每1米扣3块……如果织坏了一批布，一天的劳动所得全上交不说，还得自掏腰包倒贴。

这话，让我又惭愧又紧张，接下来的打结动作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噗……”隔壁车房的机器发出一声“吼叫”后又停了，原来是筒纱用完了。听唐师傅介绍，一旦要换一种胚布材质，就要换109个纱筒，需爬上爬下一百多次，这叫“上纱”。筒纱不轻，女工用一种专门的小车拉到车房，但换到纱架上就要靠体力了。我帮忙上了几个筒纱，手臂就酸得抬不上去了。唐师傅看我的样子便不让我干了：“你先专心练习打结去。”

于是，我专心打结，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没多久，我从一开始的跃跃欲试，变得不耐烦起来，这重复又重复的工作实在太枯燥了！

唐师傅已经忙到顾不上和我说话，她一个人要看管三间车房的三台机器，争分夺秒地在几个车房来回奔走，头发、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唐师傅不停地找错、接线，重复地爬上、蹲下，车房里除了机器的轰轰声，只剩下急促拉动凳子的“嚓嚓”声。

而车房里除了那个小凳子能让人坐一下外，竟然没有任何坐的地方！8个小时下来，纺织女工得走多少路？大概没有人计算过。

终于，一个小时45分钟之后，一匹布织完了！

唐师傅从“机肚子”里搬出胚布，蹲在地上往胚布上贴标签，豆大的汗顺着脸颊一滴滴地打到了布上。我看到标签上写着：22公斤，材质为氨纶丝加棉，还有她的名字。唐师傅说，织好的布一会将被送到质检室，任何的差错都将追本溯源。

“您一天要打多少个结？”尽管没干多少活，我已经头晕脑胀，腰酸背痛，手指也被纱线磨得红红的，直想找个地方坐一下。

“这哪数得清？纺织工的工作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唐师傅说着开始了下一匹布的准备。

“这个月做完就不干了”

“又被扣了60块！”午后，“寂静”得只剩下机器声的车间里突然冒出一个高声，连说带笑地在宣布着什么。我好奇地往过道上张望。一个圆脸大嫂正和一群女工议论着某个女工因为产了次品而被扣钱的事。

不一会儿，她抬头看到了我：“呦，来了新同事？”我点头打招呼：“是啊，今天第一天，还没上手呢。”“哪有这么快上手的？我都第四个月了，还每天扣钱呢。一个月只剩几百块钱了。”

见我一脸不相信的样子，圆脸大嫂给我算了一笔账：像这种氨纶丝加棉线的胚布一匹才赚8块多钱，一台机器8个小时大概能织3-4匹布，出错要倒扣钱，新手不熟练，能赚到什么钱？

说完，她又悄声对我说：“妹子，这工作趁早别干了，我这个月做完就不干了。”

“那做什么去？都是打工，哪里不都一样？”

“我原来在发动机厂做质检的，那里一个月保底工资有2700元，工作还不比这轻松？早知道纺织工的工作是这样，我才不会来的。”圆脸大嫂自信地说。

“我们啊，都是没有技术的一群人，年纪不小了，也学不会其他技能了，才选择了这一行。年轻人去饭店里做个服务员，又干净又轻松。”又一个30岁左右的女工过来凑热闹。

“大家的收入都这么低吗？”我问唐师傅。唐师傅低声告诉我，那些做了好多年的熟练工一个人管4-5台机器，是可以拿到高工资的，但会非常累。

没多久，大伙儿各自忙去了。我趁着上洗手间的机会，悄悄打探了一番。果然，车间里年轻小姑娘很少，听口音，绍兴本地人也不多。在工厂的墙上，贴满了各种惩罚的规章制度，还有一张“罚钱榜单”，我粗粗一算，上个月全厂的扣钱金额达到了近2万块。

车间主任的管理难题

带着满腹疑惑，下班前，我来到了王红的办公室，她和我讲起了纺织企业管理层的难题。

厂里人的都知道，王红是这家纺织厂的“厂宝”。1983年，16岁的王红就进厂打工了。彼时，民营纺织企业刚刚在绍兴萌芽，能进工厂成为一个身穿制服的工人，比每天在农田里干活要好太多了。由于“僧多粥少”，还是家里托了关系，王红才得以成为人人羡慕的“纺织女工”，这让她加倍珍惜，“每天都任劳任怨地干。”

绍兴的纺织业，便是在这样一群吃苦耐劳、纯洁质朴的农家女儿手里一点点地发展壮大。

“但现在，哪有小姑娘羡慕做纺织女工的？”干了近30年的王红对比今昔的状况连连摇头。她列出一组数据：2011年，平均每个月纺织工的离职率达到8.4%，远高于成衣加工厂和印染厂；现在，纺织女工每月的缺口达50人，工厂由此长期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为了“留下”纺织女工，企业也想尽了办法：修建舒服的职工宿舍、帮忙安排员工子女就学、增加职工文体活动；前三个月设立保底工资，还设了全勤、技能奖；每年过年，厂里专门安排一批业余招聘联络员，让他们在家乡发动老乡来上班，甚至为了抢人，还偷偷到其他纺织企业门口贴小广告……但即便这样，还是没能阻止纺织女工远去的脚步。

除了“留人难”，另一个让王红头痛的管理难题是次品率高。这两年，企业加大了自主研发，提高了面料附加值，在营销上，也直接和国外的服装大品牌合作。这样一来，产品的质量要求变高了，但次品率却蹭蹭往上涨。早些年，次品率的矛盾远远没这么严重。

“用的都是产自德国、意大利、日本最新的织造设备，次品率还这么高，说出来都难为情。”王红说，为了严格控制次品率，两项措施被严格执行：扣钱和培训。这段时间培训尤其被重点落实，新员工培训、每月两训、每天早训……但两项措施效果都不明显。

“责任心差，没有上进心，没有长性。”王红感叹管理不容易，她把原因归结于“这一代人不一样了”。

“人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招，越来越难管。”王红对未来的判断并不乐观。

记者手记：

如何让纺织女工跟上企业发展的脚步？

这边是纺织女工的纷纷出走，另一边是企业寻求转型的情之切切。纺织企业似乎陷入了一个发展的悖论：企业越发展，对纺织女工越“苛刻”，“逃走”的纺织女工也越多。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纺织企业在迈向转型升级的道路上，一脚高一脚低。

拿上述的这家龙头纺织企业来看，无论在技术、设备还是营销上，该企业都已经比传统粗放型发展的纺织企业迈出了更高的步伐，但工人的技能却仍在原地踏步，两脚不同步，怎么能走得快？

那么，如何让纺织女工跟上企业发展的脚步？

且来看这样一组数据对比：目前，德国的高技术产业工人占整个工人总数的78.5%，而这一比例在中国仅为10%左右。以工艺水平高、经久耐用而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依仗的就是这样一支高素质队伍。

在培养能工巧匠的过程中，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所谓的“双元制”，简而言之，就是学生在接受职业教育时，既是工厂的学徒工，又是职业学校的学生。这样，它以一种“按需培养”的实践教育模式让人力的发展紧紧贴着经济发展的脉搏，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德国中学生经过二元制教育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占了大多数。

反观国内，职业教育已经实施了好多年，但多少教育成果真正实现了与产业的结合？恐怕没有多少。要不然为何频频的见诸报端是，众多的职高生、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学成之后无法就业，而大量制造企业年年喊着“用工荒”？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如何让职业教育更贴近实际生产？企业如何与学校进行深度的职业技能培训合作？政府如何在观念上改变对一线工人的偏见？……而更深一层的启示是，纺织企业要留住纺织女工，并从粗放型的发展中走出来，仅仅依靠企业个体是不够的，需要整个社会的努力，需要整个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

事实上，这“一脚高一脚低”的局面岂止存在于纺织企业。有专家曾断言，没有高技能的蓝领工人，就没有制造业的未来。这一高一低之间的差距，反映的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