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种菜人

蔬菜，可以说是城乡之间联合的纽带，一头连着菜农，一头连着城市消费者。但是近年来，菜价却总是出现“两头叫苦”的现象。从前几年的“蒜你狠”到“姜你军”，“豆你玩”到“糖高宗”，再到今年一袋大白菜只能换俩烧饼、萝卜埋在坑里无人问津……菜价坐“过山车”的新闻从未间断，而蔬菜市场也一直陷在“菜贵伤民，菜贱伤农”的怪圈中。

我们的蔬菜到底怎么了？带着这个疑惑，近日，记者深入杭州城郊菜篮子基地一探究竟。

汗水换收获

深秋，晨曦初露。杭州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围垦”十工段，卡车零星散落在绿油油的蔬菜地。这片杭州地区最大的农产品种植养殖基地上，农民们正满头大汗地忙碌着，将一筐筐刚采摘的新鲜蔬菜装运上车。

今年55岁的冯苗根是其中一片萝卜地的主人，也是当地资格最老的菜农之一。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弯腰在萝卜地里忙碌着。中等的个子，一身洗淡了的灰色夹克衫；头发灰黑，肩膀宽厚；脖子处的皮肤裹了一层汗水，黑得发红发亮——他整个人的色调，就如脚下的这块土地。

在这块江边的沙地上，老冯承包了60亩地，今年有30亩种了白萝卜。10月是萝卜收获的季节，也是老冯最忙碌的时候，从田间采收到批发，要经过去除叶子、清洗、打包、装车、上路、进市场等诸多环节，这些天来，老冯几乎每晚都没能睡个囫囵觉。凌晨5点半闹铃一响，用凉水洗把脸，他就得立即开车赶去镇上的市场招工、打听行情，然后回家补上一口菜泡饭当早餐，自己再下地拔萝卜。

早晨7点多，记者到达时，他的这块萝卜地上，五六个工人已经拔下了两行还带着泥土和露水的萝卜。白嫩的萝卜整齐摆放在垄上，和灰黑色的土地形成鲜明对比，放眼望去，像一块巨大的黑白绿相间的条纹布。

一年365天里，菜农老冯至少有300天时间需要在承包地里忙碌，或育苗、或除草、或收割。

我提出跟随他一起下地劳作，他显得很惊讶，劝我在一边看着就行。见我坚持又好心提醒：“干不动了别硬撑。”说完看了一眼我那双“无缚鸡之力”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双麻布手套给我。

拔萝卜虽然简单，但要花的力气不小，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老冯的速度。开始还没一分钟，他就把我撩下了；当他徒手拔完一行萝卜地时，我才完成了不到一半，而手心因为磨出了水泡已火辣辣地疼。

老冯返身过来帮我忙。两人边拔萝卜边聊，我渐渐和他熟络起来。我问他怎么会来到这里种菜，他跟我大概讲了下自己的经历。

老冯是土生土长的杭州钱塘江畔农家人。他文化水平不错，念到了高一。那时他是班里的班长，成绩很好。据他说，现在他们镇里的有些个领导以前都还抄过他的作业呢。后来因为父亲去世，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只能辍学。

辍学后，他先是在家种地，但当时村里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几分地，就算再反复挖刨、精耕细作，也难以致富。老冯毅然离开了土地。他出去卖过苦力，撑过沙船，还开了几年拖拉机。80年代末，镇里号召农民去围垦钱塘江，他和两个哥哥一起参加了。肩挑一担担泥土，江面填埋成了围垦地，老冯便重操旧业，做起了土地承包户。

一眨眼20多年过去，当年这块荒无人烟的围垦地，如今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已经成为了杭州仅存的几块上规模的农业用地。

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丰收年”

今天老冯要卖的萝卜有五亩。从早晨六点开始忙起，到全部装好，和菜贩子交接完毕，时间快11点了。老冯吩咐几个雇工留下来收拾地里的残叶，准备和妻子陈大姐先回家去准备午饭。

就在这时，附近的一个承包户给老冯打来电话，说有个菜贩子正在他那运萝卜，要他也过去看看。老冯开上皮卡就去谈生意了。

和蔬菜摊贩碰上头后，老冯和他聊了会。这个菜贩出价仅有一角五分一斤，这个价格对原本满怀希望的老冯无疑是当头一棒。

老冯的语气已经略带哀求：“再高点吧。”

菜贩子是江苏徐州人，带山东一带口音，也是一脸的无奈：“俺再高点就亏本了，今年行情真是不好呀。”

老冯很失望。回去的路上他忍不住抱怨：“一角五分一斤！一角五分能买到什么？退回10年都还不能够买一根白糖冰棍！”

他紧皱着眉头告诉我，“今年萝卜算掉进‘坑’里了！”原本想，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萝卜普遍大丰收，一亩田多收这么几斤萝卜，该得透一透气了。哪里知道临到最后，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结果——去年可以卖七八毛甚至一元的萝卜，今年一斤仅卖一两毛钱。种一亩地萝卜，买种子、化肥、浇水等直接成本就有200多元，加上承包费、人工费，成本已经很高，现在价格压得这么低，今年又赔了。

本来我这个门外汉觉得，种菜无非就是怕天灾，可老冯却说：“丰收年更可怕！”开始种菜的几年，老冯根本没有考虑什么销路的问题，反正是种过去运气碰过去。后来一次次教训后才发现，要统筹安排好土地可真是个大学问，比如蔬菜瓜果如何轮作，选什么品种，土壤肥力合不合适……而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预测准行情。

一家人一年的生计就“押宝”在这几十亩地上，单靠种粮富不起来，老冯就从2000年开始种瓜果蔬菜。前几年，围垦种芹菜的人很多，他也跟这种了十几亩。结果那一年获得大丰收，价格大跌，芹菜烂在地里卖不出去，还倒贴了千把块钱雇人来清理。又一年，大蒜卖得很俏，但他生怕窝在手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早早就全出脱了。菜贩子来收芹菜时，指明有多少要多少，价格高的很，可他就是手头没货了。“你说气人不气人？”说起生计，老冯一脸无奈。

这几年，他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抓市场行情。自然灾害影响、游资炒作、国际市场需求……这些貌似离他很远的事，他也开始关注。但是，听多看多了，他更多时候还是觉得就跟“赌博”一样，种什么菜、种多少全靠运气。“蔬菜市场就是个‘魔鬼市场’，风险一点不比股票、期货小。”他最后得出这么个结论。

为了减小风险，这几年，老冯开始以“期货”形式把菜卖给菜贩子——每年快要成熟的季节，以每亩大概两千元不等的价格卖给菜贩。这种形式卖菜，虽然赚得不多，但基本能保证不亏。老冯说，今年如果不是已经有一半的萝卜地是按期货模式卖，早早就跟摊贩谈好了价格，很有可能血本无归。

他参加过镇里的一个农业大会，会上的专家介绍说，日韩等地均有农会组织，每年都会统计每种蔬菜的种植面积，进行合理控制，防止某种蔬菜种植面积大幅波动，导致价格忽上忽下。“丰收在望反而全要‘倒灶’，为什么我们没有那样的合作社、协会，能告诉大家明年种什么？”他问我。

种菜越来越难

老冯回到家已经1点。几个雇工正围着一张八仙桌吃饭。

他的家很简陋——房子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留下来的，灰扑扑的外墙上，几块红色的砖头裸露在外。因为年久失修，一下雨就“屋漏无干处”。今天，老冯特意从镇上请来了两个工人翻修屋顶。

其实在30公里外的一个镇上，老冯有漂亮的小洋楼，儿子媳妇还有孙子都在那。但为了照料好地里的农作物，夫妻俩很少回家。在这一带，承包户基本上都和老冯一样，在老家有房，在承包地有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安身之所。

老冯招呼我坐下来一起吃。他拿出了家里的土烧酒，给我们也给自己倒了满满一碗。这酒浓度高、味道足，老冯很是宝贝它。陈大姐想劝他中午少喝点。老冯则笑着找借口：“忙了一早，怎么也该犒劳下自己。”

也许是中午的生意泡汤的缘故，老冯情绪有点低落，说，近些年，挣钱越来越难！即便是遇到菜价高的年份，种菜也难赚到钱了，因为综合算下来，种地成本涨得更离谱！

“承包地租金涨、人工涨、肥料涨价、农药涨价，效益是一年不如一年。”他是个直肠子，押了口酒便掰着手指头与我算起账来：“化肥，十年前尿素只要30多块钱一包，现在要100多元；土地，十年前只要70块一亩，现在全都已经上千，有些甚至要2000块一亩了。”

“早十年前，找人干活多简单。好的女工20块，差的只要16块。说好后，五点半就来了，比我们自己还早；现在呢，一天干不到八小时就要150块。你说这个成本差距有多大？”老冯的妻子陈大姐给我们夹菜，插话道。

这个情况与记者前年追踪过菜价时了解到的情况倒是如出一辙。当时菜价大涨时，记者从萧山追到余杭，菜农也大都说自己没有赚到钱。不仅如此，他们和老冯一样，都觉得现在种菜越来越难。

已经有不少承包户或被动或主动离开了这片土地，可是，老冯还是舍不得离开。

一方面，对这片洒下了半辈子汗水的土地，老冯很是感激。正是靠它，他才从当年村里最穷的“破落户”，成为了第一批“万元户”、“十万元户”，还供儿子读完了大学。另一方面，他很不想这么快就回家养老。

当初，老冯三兄弟都是这里的种菜大户，可如今只剩下了老冯一人。几年前，老冯的两个哥哥承包的土地因为杭州城市扩张被征用。现在，老冯60岁和58岁的两个哥哥在家闲着没事干，经常跑来问他有没有地可种。

他明白，哥哥不光是为了赚钱，还是想有个事情干。他们村里，原先的集体土地因为机场建设就被征用了，现在，村里不少同龄人都像哥哥一样，没了土地又找不到工作，只好天天在家打扑克搓麻将，靠着拆迁款紧巴巴地过日子。

老冯可不愿这么年轻就闲着。他很想帮帮大哥，但他自己能承包的土地就这么点，无能为力。

下午，老冯睡了一个饱饱的午觉，然后又去地菜地里干了些农活。四点，因为要赶回城里，我跟老冯告别。临别之际，我问他，要是这些地也被征用了，你去干什么？

他挤出一个笑脸，说：“那就再去找一块承包地，谁让我只会种菜呢。”

记者手记：

别让“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剧重演

不种地不知道农民的艰辛，跟老冯当菜农，记者算是有所了解了。拿这种萝卜来说，要先翻地后播种，要补苗要间苗，须除草须施肥，虫子多了还要洒药，可以说每一个萝卜都凝聚着他的汗水和付出。由此我自不难体会老冯的苦楚和无奈了，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忙活了好几个月，好不容易迎来了收获的季节，没想到“收获”的却是挥不去的沉重，真替他感到心疼。

但令人不解的是，“地头菜价”大跌，居民“菜篮子”却没有减轻。从老冯家里回来后，记者走访了杭州多个菜市场、超市，发现尽管近期批发价暴跌，但零售加价率仍超过100%。如萝卜，在地里收购时两毛钱不到，但到了农贸市场依旧要约一块钱一斤。

“菜篮子”工程是民生大事。如果“市民菜贵、农民菜贱”的事经常发生，影响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民心。从老冯的经历看，这种“两头叫苦”的反常现象，表面上看是供求失衡导致，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流通体系中政府缺位和城市“菜园子”减少。

先说说蔬菜流通环节。市场经济为农民从事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没有政府部门的引导，放农民单枪匹马去闯市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面前，他们难免会手足无措。以老冯为例，他种什么菜、种多少全靠自己摸索，看价值高了，一窝蜂全种，紧接着就是烂市，只好砍掉。

这种跟风的心态，往往让农民陷入“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剧。人民日报曾刊登过一个湖北麻城农民的来信，题目是《谁能告诉我明年种什么》，多年过去，这个问题依然无人能够回答，悲哉！

再说说城郊“菜园子”减少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大、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大批农用地正被挤占。譬如杭州市郊的四季青乡，过去是有名的“菜园子”，现在全成了高楼商铺。农业用地减少，一方面必然导致地价飙升，推高种菜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很多蔬菜需要从外地运送，低价格的蔬菜经过长途物流，送到百姓餐桌上，变得很贵也似乎在情理之中了。

从更大的方面去想，如果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水泥地，碰到大的自然灾害，这么多人口，吃菜问题该如何解决？此外，众多像老冯哥哥一样的失地农民，就业甚至基本生活又如何保障？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我身边就有好多有类似遭遇的失地农民。单位的司机师傅是金华浦江人，家里拆迁后也赔了不少钱，但造房子、装修之后，七七八八很快花完了。如今没了土地，他60岁的老父亲生活没了着落，只好又去别的地方租地种。

“两头叫苦”的菜价是个危险的信号，警醒着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涉农部门在建设“菜篮子”工程时，必须把菜农的利益、市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尽管说，我们现在对熟菜种植实行的市场经济制度，但作为政府来讲，这毕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因此，如何保持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菜地，既做到让菜农能生存、发展、走向小康，又能保证低收入阶层群众吃得起菜，政府宏观调控的杠杆，真的需要好好找找平衡点。

加强市场的预测，引导农民合理的规避市场风险；增加信息提供渠道，培育中介机构，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保护城郊“菜园子”，工业真正反哺农业；调控农资价格，保护农民种菜积极性……记者看来，这些都是政府工作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当前农村工作迫在眉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