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夜宵车

体验地点：杭州市下城区武林路

体验职业：夜宵摊主

年少时见过一则电视广告：老城区，少女夜班回家，因巷中昏暗踟蹰不前，巷口卖馄饨的老伯一转挑头上的电灯，巷子豁然开朗，少女回头致谢，老伯笑笑，转身忙碌……

不知还有多少人，对夜宵摊主存有“温情”的印象——无论年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全副家当就是一副挑子或一辆板车；在街角路边，照亮午夜旅人的归途，温饱游子的辘辘饥肠。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外地农民带着家乡的“味觉记忆”涌入城市，同样满含淳朴的善意，但日益光鲜的城市却不再宽容。

他们成了城市“守夜人”的一员。即使守夜，他们依然背着沉重的“包袱”——城市管理者的处罚、消费者的质疑、自身身份的尴尬……为了解夜宵摊主们的生存现状，记者来到杭州下城区武林路的一处夜宵摊。

讲“门派”的夜宵摊

2013年，已是岳天文和唐公翠夫妻俩来杭的第五个年头，老岳今年44岁，唐大姐43岁，都是安徽寿县的农民。从离开老家外出谋生那天算起，已有整整十七年，夫妇俩曾在北京扫过七年大街，又在宁波卖了五年夜宵。如今，他们推着大板车穿行在夜晚的杭州，做些5元、10元一份的炒面和熟食。

为了招揽生意，老岳专门印了名片，一面印着“安徽料理”，另一面写着“营业时间：晚10：00至次日凌晨3：40！”

晚上9点，夫妻俩收拾停当，准备出门。从租住地闸弄口新村出发，到他们摆摊的位置要45分钟，老岳需要骑着他那辆满身“补丁”几乎就要散架的电动车，在冬夜凌冽的空气里，穿过小半个杭州。他身后坐着唐大姐，车尾挂着他们赖以为生的夜宵大板车，活像一条巨大而松垮的尾巴，显得笨重、易碎。

板车的结构很简单，几块木板、两个灶台、一张台面，钢架左右两侧各一只车轮，停下来时前后各用一张小板凳垫高固定；顶上一块塑料布遮蓬，对于“四面透风”的板车来说，只是一件聊胜于无的摆设；相对外表的寒酸，车肚里却“内涵丰富”，各种原料时蔬、油盐酱醋、腊味卤味、锅碗瓢盆、蜂窝煤、液化气都分门别类码放整齐。空间有限，得算好位置才能勉强装下。

老岳说，这是他们“安徽料理”的标准配置。“你去街上看看，只要（板车）是两个轮子加一个篷子，卖炒粉的，都是我们安徽的。”

“那卖烤串、卖红薯、卖卤肉饭的也都是各自的同乡么？”

“家伙（板车等工具）比较像的基本都是同乡，有些还是亲戚。”没想到，这小小一个夜宵摊也讲“门派”……

据老岳说，夜宵摊不但讲“门派”，而且会分“地盘”。当然，这里没有古惑仔拿着西瓜刀火拼，而是小生意人之间约定俗成的默契。

“因为是老乡，谁在哪做生意，大家心里都有数，”唐大姐笑着说，“从来没有抢地盘的事，有时候家里有事来不了，老乡们还会帮着照看位置。”

夫妻俩一边说，一边把车架上的桌椅卸下、摆好，再铺好台面，烧上一壶开水。今天的生意就要开张。

一直在道歉的“老板”

炒，大概是整个晚上老岳夫妇重复最多的动作，它由烫锅、热油、加蛋、煸菜、下面、调味、起锅几部分组成。本来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想食客们吃得满意，也不容易。我当场炒了一份，可一想到别人的评价，不由得有些紧张，手里握着锅，心里想着盐，便忘了注意火候，结果十分厨艺只发挥了五分，炒了一份半焦的“成品”。

这样的东西怎么拿给客人吃？我自觉地表示自掏腰包，唐大姐急忙推辞。就在我们推让之际，今晚的第一单生意上门了。

“两份炒粉，加牛肉；一份炒面，加鸡腿；再来两份豆干……”附近商店下夜班的女孩一脸疲惫，一边无聊地玩着手机，一边漫不经心地报单。我心下一慌，说得这么快，账还没算完……

夫妻俩马上“补位”。老岳把女孩的单子重复了一遍，便招呼她坐下，唐大姐则迅速开炒，刚在我手里还不太听话的锅碗瓢盆，好像找到了指挥官的士兵，粉、面、时蔬也开始有节奏地在铁锅里翻飞……每当大勺在锅沿一扣，老岳接到“信号”便开始准备碗碟，总在唐大姐起锅前恰好就位。

应变的落差让我十分挫败，多亏唐大姐“开导”。“老岳小学都没毕业呢，不过是做熟练罢了。”的确，再复杂的事情，也可以因为熟练变得简单，就像欧阳修写“卖油翁”，一切秘诀唯有“手熟”二字。

技巧熟练了，但也难免忙中有错。附近的KTV、网吧和电影院给夜宵摊带来了不少生意，老岳渐渐来不及核对单子，甚至还要抽空帮着炒几份，“漏单”或“找错钱”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顾客见没人招呼，抱怨几句就转身走了，害得老岳被唐大姐一顿数落。

“对不起啊，马上就好！”没有收银机，没有小票，夫妻二人只好轮番给食客道歉。漏了单能补，但找错的钱却补不回来，夫妻俩只能打落了牙往肚里咽。有时候，一些熟客等得久了，还会打趣要求“免单”。老岳只好赔个笑脸说：“小本买卖，实在便宜不了……”

被吃“霸王餐”不敢报警

有人开玩笑，有人却当了真。唐大姐告诉我，有几次，他们真遇见过吃“霸王餐”的人。

那是去年7月的一个晚上，夫妇俩照常在街角摆摊。11点刚过，来了5个操外地口音、膀大腰圆的年轻人。他们点了几份熟食和炒面，又要了几瓶啤酒，就在摊后坐下吃喝。过程大概半小时，期间他们又点了些别的，全部加起来不过79元。

见他们吃完，老岳便上前准备收拾桌子，其中一个留平头的却让老岳等等。老岳自然高兴继续这笔买卖，便问他们还要些什么。当时，老岳注意到，几个小伙子已微微有些醉意，脸泛红了，嗓门也大了起来。

没想到，“平头”忽然转过脸来问老岳：“我们之前点的几份牛肉怎么没上？”老岳一时没有准备，下意识道了声歉，转身要去准备牛肉，却又被“平头”制止。“我们都吃完了，不要了，你把几份牛肉的价钱去掉就行了。”老岳照实回答，说牛肉的钱没算在之前的账里。

原本以为这个“误会”很好解释，可几个年轻人却不依不饶，拉着老岳东算西算，就是不肯买单。眼见陷入纠缠，庄稼人的脾气也上来了，嗓门跟着高了起来。当时正好是生意的空档，路上也没有几个行人，老岳暗忖要坏。果然没吵几句，几个年轻人一把掀翻了桌子，三拳两脚把老岳打翻在地，便扬长而去。

老岳还想冲上去拼命，被唐大姐死活拦了下来。我问，后来怎么样了？“还能咋样，（老岳）在家里趟了两天，连生意都做不成。”唐大姐狠狠地瞪了老岳一眼，眼神里既有埋怨又带着心疼。

“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么？”

“有过几次，不过最近没有了。”

“为什么不报警呢？”

唐大姐沉默半晌，似乎在努力让语言准确，但还是失败了。许久，她支支吾吾地说：“我们这买卖有点……犯法……”其实，“路边摊”被城市驱逐，更多是因为“妨碍市容”，违反了各个城市不尽相同的管理条例，真要定性也就是“无证经营”和“占道经营”两项。但在唐大姐简单的认知里，这已与“犯法”无异。

和城市里许多小贩一样，老岳夫妇经常和城管玩“捉迷藏”。大多数时候，“打时间差”是最有用的办法，毕竟老地方有回头客，每次换地方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积聚人气和口碑。但也有失算的时候，老岳被扣过板车、桌椅，到城管队交了罚款才“赎”回来。还有一些零碎物件在“逃跑”过程中遗失，其中就有唐大姐送他的一块手表，那是某一年的新年礼物。老岳除了摇头叹气别无他法。

来到杭州以后，“逃跑”的次数少了。城管不追人，也不凶神恶煞，只是一帮“大盖帽”围住摊子，老远就把生意吓跑了。夫妻俩不敢“闹”，只有乖乖收摊走人。

希望下一代能“转行”

除了躲避城管，夫妻俩还有许多“城市潜规则”要遵守。比如，出摊的时间不能太早，妨碍沿街商店做生意会被投诉；产生的垃圾要及时清理，特别是地面上的油渍，否则环卫工师傅会很生气，所以每次收摊，唐大姐都会用洗洁精把地面清理干净；不能距离居民楼太近，否则油烟会飘进居民家里；也不能距离居民区太远，偏僻的地方没有生意，也不安全……

我问唐大姐，累么？唐大姐摇摇头，“老家还有一个生病的老娘和一个智障弟弟要养，我们没其他本事，再累也得扛着。”这时候，老岳拿着手机走过来说，儿子小伟要和妈妈通电话。岳小伟今年18岁，在宁波帮表姨照看生意，也是做夜宵，连板车都一样。唐大姐往冻僵的手上哈了口气，转身接电话去了，无非是“天冷加衣”之类的唠叨，电话那边一直安静地听着，偶尔也说说自己，没有一点不耐烦。

唐大姐说，如今，儿子是夫妻二人唯一的希望，人很老实，可惜成绩不好，上完初中就辍学出来帮父母分忧，三个人的生活就一直围着这辆夜宵板车转。从前一家三口在宁波，结果摆摊的地方遇上拆迁，夫妇俩就把儿子拜托给同样做夜宵的表姨，相濡以沫到杭州来碰运气。

偶尔，儿子也过来看望他们，可一家人在杭州毫无“生活质量”可言。来杭五年，两人一心扑在生意上，老岳甚至没带唐大姐逛过一次西湖，而西湖距离他们摆摊的地方还不足500米；家里看不见一件陶瓷或玻璃器皿，相对这些易碎的容器，他们更偏爱“硕大、便宜、耐用”的塑料油漆桶，即使有食客因此怀疑食物的卫生……可惜生意时好时坏，一年下来并没有想象中红火，高昂的生活成本更在无形中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

过了几天，我听唐大姐说，由于房租到期，明年他们可能就要到另一座城市去打拼了。可能会先去一趟宁波，儿子小伟参加了社区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马上要去工厂上班，表姨一个人看摊，照顾不过来。我问唐大姐，怎么不考虑租个店面，一家人一起干？唐大姐笑笑说，干这行太累，她做梦都想儿子换个好工作。

唐大姐告诉我，在他们老乡当中，有人靠着夜宵摊、小吃摊发了家，一年有十几万收入。夫妻二人坚信，勤劳能给自己带来同样的财富。但当话题转向孩子，他们又有些动摇，用唐大姐的话说：“干这行虽然挣钱，但没出息，一辈子就是个做小吃的。”夫妻俩都不希望孩子重蹈覆辙。

说到未来，唐大姐叹了口气……她有老胃病，去年实在疼得不行，回老家治病用了两个月，花了不少钱，直到去年十月份，夫妻俩才勉强做到“收支平衡”。眼看又到年关，摸着还没有鼓起来的钱包，对于这个新年，夫妻俩都有些茫然。

记者手记：改变观念才能改变命运

许多个夜晚，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我不止一次发现同样的板车，有和老岳他们年纪相仿的中年人，也有20来岁的年轻夫妇。至今，我没找到一个摊主，能证实唐大姐所说“年收入十几万”的传说，只见到一波波被传说激荡起梦想的农民来到城市，又在年关之前悄然离去，不复归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情“进城”的小商小贩，这是城市发展“后遗症”阵痛显现的结果，同样，也是社会进步的信号。所以，有人大声疾呼要求城管“柔性执法”，一些城市的社区、夜市也向小商贩们亮起绿灯……但这只能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并不能直接帮助他们致富。

想致富，还得从自身找突破口。我先举个例子：来自丽水的姜君，原先只是一个路边烤扇贝的小摊主，但他巧用微博聚揽人气，他名下“杭州扇贝王”三个账号总计拥有近3万粉丝，不仅生意日隆，还在杭州盘下了两个店面，从“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

在他还是个小摊主的时候，同样要躲着城管、被顾客质疑卫生、家里状况不断，为何他能成功？一句话，开动脑筋，趋利避害，主动提升自己。

从前，我见过一些关于帮助农民致富的评论，其中就提到“不能光输血，不造血”、“不能养成依赖思想，只知等、靠、要”。如果我们一味想着如何借外力帮助、提升城市的宽容度，而忽视了摊主们自身也需要转变观念、多角度提升职业技能，不就是在“鼓励”他们走上“等、靠、要”的老路么？

所以，我想对老岳和唐大姐们说两句：想致富，光有勤奋还不够，走“偏门”也不足取，还是得开动脑筋，努力把自己变成“正规军”；也别把生活想得太困难，“行行出状元”，把活干到极处，都很有前途。

希望他们都能收获各自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