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戏台老板

体验职业：戏台老板

体验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河上桥社区

印象中，戏台总是跟着剧团跑。演员在表演之余，也是剧务和苦力，每到一个地方必先搭台，然后才是整理休憩、招揽生意。这样的表演，因而多了几分漂泊的味道。

如今，城市里传统戏剧的观众越来越少，广大的农村市场却依然红火。越来越多的剧团“轻装上阵”，抛弃“笨重”的戏台，走进乡间。

这就带动了一个职业——戏台老板。每逢大节、大喜、大寿，村民们的耳朵开始期盼杨六郎和白素贞，那些没有礼堂或剧场的村镇就会想起他们。在晒谷场上支起一个大木台，再用厚厚的油毡布挡上毒辣的太阳，十里八乡的叔伯姑奶们陆续赶到，连轴大戏将从下午1点唱到晚上10点。

特殊的“票”

第一次见到邵美兰——圆脸盘，短波浪，袖子捋起，横挎一个腰包，一看就是个生意人。她是婺城区长岭村人，从19岁开始，她的人生就开始围着戏台转。

37岁的她至今还记得，18年前的那个夜晚，在戏台边摆小摊的丈夫方跃青整整一天没说话，临睡前突然眼睛放光，“明天，我们也去整个戏台子，肯定挣钱！”

在哪个村搭台、怎么配合剧团演出，都是丈夫说得算。根据当地的分工习惯，邵美兰将负责其余的工作，除了看场地，她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倒茶。在此，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戏台老板的收入方式。在金华地区大致可分三种：

第一种，所有费用村里全包，观众免费入场，台老板只需负责提供舞台和座位即可，这种形式多集中在义乌、永康等经济较发达的村镇；

第二种，台老板在场地周围围上大布，观众买票入场，多集中在兰溪等地；

第三种，也是金华本地最普遍的一种——卖茶水。茶水不贵，2元一杯，老板家的茶杯往座位前一摆，就是戏票一般的凭证。它与第二种方式的不同在于，老板和伙计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老人一直是戏迷里的主力军，一场戏下来，观众十有八九是老人。金华的老人爱喝茶、爱看打戏。粗老的茶叶释放出大量苦味，“文戏武做”的婺剧鼓劲腔圆，共同清醒着他们昏昏欲睡的午后时光。

从前，剧团和戏台尚不分彼此，“茶水钱”可谓唯一收入。剧团的优劣、剧目的好坏、演员的功力直接决定收入多寡。如今，剧团的费用由村集体集中支付，更有浙江婺剧研究院（浙江婺剧团）等一批专业剧团常年“送戏下乡”，对乡里分文不取。这就促使戏台老板们在“卖茶水”上，加倍开动脑筋。

上午九点，已有老人带着茶点来占座。邵美兰招呼伙计们烧上开水，自己则转到人群中，和乡里乡亲们拉起了家常。

“徐阿伯，今天有空来看戏啊，美仙阿姨怎么不来啊？”

“嘿嘿，她在家里看店，过两天换她来……我买两天的茶。”大伯说着就开始掏钱。

眼看乡亲们纷纷掏出50元、100元的大面额，记者有些不解地看向邵美兰，“不是只要2元钱一杯茶么？”

“我们这个台子在这里摆10天11夜，套票是210元，而且优先挑座位；看5天5夜就是100元……2元的只能看一场而且位子没得挑。”邵美兰说，10天里总共有4个剧团过来演出，平均每个剧团演出2到3天，每次只要能来一个专业剧团就能保证不亏本。

她一边麻利地收钱，一边在准备好的纸片上写下“徐宝根，2天2夜”，并用透明胶带贴在座位前的扶手上——这是另一种奇特的票据。

多年来，她一直延续着这种卖票方式，这也是当地同行们共同遵守的商业习惯。

“茶水”人生

“有戏看、有茶喝，他们就不会去赌博了。”在邵美兰看来，能为乡亲们无聊的农闲生活提供一个去处，有时就像在做善事。

偶尔，“做善事”也会给她带来“一点”困扰——整整40排座位，每排坐25人，遇上口碑好的剧团，位子常常提前好几天就预订一空，可早来的观众依然会去抢最好的位置。

“演员一般从左边出场，所以，中间靠右的位子一般抢得最凶。”邵美兰指指已经坐得密密麻麻的一块区域。离开场还有一个小时，她已经挤过去协调了4次。

最麻烦的时间是开场前半小时。1000来人总算基本落座，等台上爆出一串锣鼓点，就到了正式上茶的时候。

杯子都已提前放好，就差添水。黑油毡布下的电扇有气无力得驱赶着闷热，整个戏场弥漫着酸腐的汗臭，过道旁的观众稍一伸腿，就能把你带个趔趄。

“开水！开水！小心烫啊！”邵美兰和伙计们开始行动。他们提着超市里最大规格的水壶，装满水后约10斤重，从最后一排开始往前缓慢推进。刚走了两三排，水就添完了，只能往回走；等添到前排，后排的观众又在喊渴了……

一台大戏，两三个小时，邵美兰要来回20多趟。雇来的大妈累了，可以坐在一旁歇一歇，但邵美兰不能歇。前排的观众已经站起来要水了，她还得提着水壶挤过去。

“累，非常累，有时候恨不得头一歪就睡过去；真睡着了，又怕提着开水烫着人家。”邵美兰说，18年来，她已经记不清自己被烫伤过多少回。只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整条左腿被烫得通红，又是抹药又是静养，在家整整躺了一个月，稍微动一下就是钻心的疼。

回想起那场“事故”，邵美兰只是一笑而过。在她眼里，做戏台的，有点小伤小痛再正常不过。她最害怕的是没生意。

多年前，大型的婺剧演出曾一度沉寂，对邵美兰一家来说，那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为了糊口，他们只能去接一些“草台班子”的折子戏——时间短、内容少，唱不了几出便无以为继，往往一两天就得再次拆台。干得活更多、更累了，钱包却没有明显鼓起来，但邵美兰和丈夫依旧苦苦坚持。

“只要能排出好戏，老百姓永远是爱看的。”她相信，农村，这个需求旺盛的市场不会让她失望。为此，她甚至经历过几次“上天的考验”。

2009年，她遇上了一次强风天气。她记得，当时演得是“八仙戏”，几路神仙正在台上“呼风唤雨”，突如其来的大风就灌了进来。紧接着，原本昏暗的戏台忽然亮了——整排顶棚连同支撑的钢架，被油毡布包裹着吹起，翻滚着落入十几米之外的水田，变形、报废。

当大家还在庆幸没有人员伤亡时，邵美兰已在一旁忙着“算账”——当天的戏演不成了，可之后还有好几天的戏，只能再调一批钢架过来，时间赶不赶得及、剩余的钢架还能搭多大的场子、利润又亏了多少……

“我要是手快一点，能把绑油布的绳子都砍断就好了，至少架子能保住……”事后，她总是禁不住幽幽地想。

左右为难

晚上11点，演员们乘车回了驻地。邵美兰却抱着一床被子来到后台——她要在这里守夜，看护剧团第二天演出的道具。

“不但要守夜，从前连戏台都是我们自己动手搭的，后来身体吃不消了，才承包出去。”邵美兰说，仅装卸和搭台两项，每次就要额外花费3000到4000元，再扣除人工成本和水电费，十天的利润最多只有4000到5000元。

和许多戏台老板一样，常年辛苦劳作，让邵美兰和丈夫都落下了一身的职业病。前段时间，她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犯病的时候连坐都坐不下来。

丈夫心疼妻子，就劝她少干点活。她却说：“你接下的生意，我不看好，对不住你。”

又是一个无言的夜晚过后，邵美兰发现丈夫的眼睛里好像少了点什么。从那天开始，生意忽然变少了。

可邵美兰心里清楚，农村市场正是一片大好。据浙江婺剧研究院艺术副总监楼晓华介绍，浙江有7个专业婺剧剧团，100多个婺剧“草台班子”，主要集中在金华、衢州、丽水等地。近几年，金华的农村婺剧市场发展十分迅猛，一方面得益于专业剧团的活跃，另一方面则归功于戏台老板以及其他“辅助力量”的壮大。

对此，邵美兰颇有感触，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家人管着4张“25米×20米”规格的大台子，同时在金华、义乌、兰溪、永康四地串演，每年总共有四五十场。

“眼看着市场越来越好，自己却干不动了……”邵美兰不无唏嘘地叹道。如今，她家的台子小了、旧了，数量也从4张减少到了2张，去年一年的生意，加起来也就十来场。不比义乌老板的戏台，又大又新还结实，竞争力不可同语。可真要她就此放弃坚持了18年的事业，她又有些不甘心。

2010年，丈夫方跃青执意开起了一家水果店。夫妻俩在经营戏台之余，又有了一份更为稳定的活计。可邵美兰依然有些舍不得。“她呀，太要强。”在自家水果店里，方跃青说。

由于常年在外奔波，早婚的邵美兰很晚才有孩子，现在刚上小学二年级，正是贪玩好动的年纪，但也是聚少离多。据她自己说，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是由外婆带大的。

孩子是她倔强性格中唯一的软肋。“儿子不能没妈教啊。”丈夫的一句话终于点中了邵美兰的要害，从前累积下的那些亏欠如洪水决堤般涌了出来。

那一天，邵美兰哭了。

此后许多天，她思前想后，难以成眠。职业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可以将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疼痛、磨难消化成一种习惯，之后又反过来，排斥起“正常人的生活”。

“再等等吧，总能闲下来的。”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看着正打得火热的戏台，矛盾地等待着。

记者手记：“邵美兰”们何去何从？

今年以来，为了给广大农民朋友提供更好的文化休闲场所，浙江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营建农村文化礼堂活动，首期目标就要建成1000座，而金华的乡亲们将分享其中的1/5。

这对活跃于乡间的演出团体和需求旺盛的农村文化消费市场来说，无疑是一则喜讯。但是，对于戏台老板来说，在不远的将来，他们的生计也将受到一定冲击。

采访时，记者一度担心邵美兰的命运。她却十分坦然地说，只要有需要，她会去更偏僻的村庄搭台，实在没生意，还能回家照看水果店。

同时，她也对文化礼堂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金华地区的戏台需求基本达到供求平衡，突然多出这么多场地，肯定会有闲置，能不能让民间资本参与文化礼堂经营？

如何把挑战变成机遇，这大概是戏台老板们共同的疑问。

记者在采访时也注意到，一些村镇虽然早就建起了礼堂、戏台等文化场所，但因缺少管理人才常年空置。为何不能吸收一些像邵美兰一样，既了解农村文化消费市场，又有热情投身到这份事业当中的专门人才？毕竟，繁荣农村文化，最终依靠的是人。

当然，这将涉及所有权归属、利益分配、监管监督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更为深入地研究，探索解决之道。

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乡亲们的文化生活能日益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