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基层减负换上“数智”的轻装后，跑得愈加欢快了。

　　基层减负，呼声一直很高。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出台措施、采取行动，特别是从2019年开始，持续的专项整治，让基层减负工作收获了显著成效。

　　而“数智减负”，则是数字化改革赋予杭州的特殊使命。

　　从“民呼我为”数智平台的上线，到“数智减负”之“会议管理”“数智考评”“数智报表（一表通）”等一批应用场景的发布，杭州基层减负的东风不断。已经在使用“一表通”的社区，更是早一步尝到了“松绑”带来的甜头。

　　但众所周知，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工作。仅以报表减少来判定减负的成功，显然言之尚早。基层工作的需求千变万化，那些形式主义的基层负担会不会换件“马甲”重新登场？如何持之以恒地促进基层减负，从而更好地发挥基层活力，将“民呼我为”走深走实？

　　减负平台该不该完全整合

　　基层减负减得怎么样？基层最有话语权。

　　“以前我们填表格，需要反复查询数据，现在我们只要在手机端实时更新工作数据就可以了，科室所需报表即可一键导出。”上城区闸弄口街道蓝天社区社工朱晓娟反映，通过“一表通”的应用，她每个月花在填表报送上的时间明显减少，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走访居民。

　　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邻里社区还没有用上“一表通”，但其党支部书记张敏华对“数智减负”深有体会：通过街道搭建的内部数字化平台——协同办公平台软件，很多需要人工跑的工作移到了线上。比如近阶段，为了鼓励居民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街道在平台专门增加了“疫苗接种接送车辆申请”的模块；社区发起申请后，经街道确认，车辆租赁公司即可根据需要调度车辆。整个流程全部在手机上操作，几分钟搞定。

　　数字赋能大大提高了基层的工作效率，不过张敏华还有迷茫之处：眼下，很多基层单位组织都拥有一套自己的小程序平台，如果把这些“各自为政”的数据平台都归集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上，在应用时会不会更便捷？但她也明白，每个社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这个平台在这个社区好用，不代表在另一个社区就适用了。

　　张敏华的迷茫，也是专家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特邀委员、浙江大学/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蓝蔚青表示，实行“最多报一次”改革，不让基层重复填报数据，是“数智减负”的一大关键。为此，应尽快实现数据的标准化、标签化，开发出能充分利用已有数据的管理软件并推广应用。

　　“在采取具体的基层减负手段之前，必须先进行深入的调研。”杭州市委党校文化学与社会学教研部教授郎晓波认为，只有在对基层情况了解透彻的前提下，才能精准施策，不仅做到“民呼我为”，还能在“民呼”之前提早作为。

　　数据互通了，安全如何保障

　　“基层工作的不便利，很多是由于数据不互通导致的。”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街道现代城社区党委书记邵莉静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能有更多的数据信息共享给社区工作者。

　　可是，数据在互通过程中，信息安全能保障吗？对此，浙大城市学院商学院副教授、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沈奇泰松认为，基层的“数智减负”和“数据安全保障”是可以同时实现的，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体现。

　　“‘数智减负’的背后，是系统化的规划和安排，是政府内部的协同联动，也诠释了‘专业的部门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一管理原则。”沈奇泰松说：“在做顶层设计时，要思考需要收集哪些数据，哪些是收集了并可以关联匹配的，哪些可以通过‘无感’的方式收集，哪些需要基层协助重新收集。同时，还要注意依据什么法律和制度来收集数据，谁来收集，用什么工具收集，收集后谁有权使用和调配；特别是在安全方面，例如云端和终端如何进行必要的联系和隔断，谁具体负责安全保障等等问题。”

　　怎样呵护基层减负的“成长基因”

　　社工需要填的报表是减少了，但由此减少的负担，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转移到社工身上？基层减负会不会沦为另一种形式主义？

　　在郎晓波看来，基层减负更深层次的要义，是为民办实事理念、方法、机制的持续优化。“基层减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将各个‘数智减负’的手段附着在整个基层治理系统上检验效能。”

　　这方面，成都和上海已进行了先行探索。“成都的社区十分注重权责匹配问题，社区只做社区权责范围内的事情；上海的社区则是向第三方购买服务，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来推进基层治理。”郎晓波介绍。

　　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还提到了对基层考核的看法。“在运用上城区数字统战平台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基层减负’四个字。未来，对于基层考核，我们希望能通过数字化手段体现综合实效，减少一组一组的数据竞争和留痕考核。”上城区望江街道统战干事王佳丽说。

　　针对这个问题，蓝蔚青也表示，基层减负不是减担当，而是要减掉那些为了证明基层在干活的作秀式检查考核。“要不忘为民办事的初心，不让‘细化标准’和‘对工作过程的频繁检查评比’把‘为人民负责’扭曲成‘对考核指标负责’，把‘关注老百姓的满意度’扭曲成‘关注领导和上级部门的满意度’。”他说，只有改变基层干部把大量时间用于应对检查考核的状况，才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更多精力更好地访民情、解民忧。

　　相信杭州的基层减负之树，在肥沃的数字化改革土壤里，经过滴灌式的精心培育，定会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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