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代我國知名的公共管理學者，郁建興是“最多跑一次”“三治融合”“縣域醫共體”改革創新的主要學術闡釋者﹔郁建興創辦的國際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主編的《帕爾格雷夫中國地方治理手冊》，已經成為展示中國之治、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的重要窗口﹔郁建興堅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主動服務雄安新區建設、數字化發展、推動共同富裕等國家重大戰略，在政府管理創新、社會組織與社會治理、醫療衛生政策等領域產生了實質性政策影響。

　　出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一年多來，郁建興如何完成從國內一流學府院長到省、部重點建設高校校長的角色轉變？郁建興的治校、治學理念是什麼？在新的崗位、新的平台，郁建興如何融合科學研究、學科建設和學校影響力，更好地推動公共管理理論發展和實踐進步？

郁建興接受專訪

　　問：2013年7月，您出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2020年7月，您出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從國內一流學府的院長到省、部重點建設高校校長，角色的轉換給您帶來哪些挑戰和機遇？

　　答：很高興接受您的採訪。

　　您提的這個問題，大家都很關心。首先要特別感謝組織上對我的信任。我從一個大學的院長直接去做一個大學的校長，最大的挑戰就在於以往我是問題的提出者，現在變成了問題的解決者。

　　浙江大學給學院有很大的自主權，但是畢竟是一個學院。成為校長后，工作范圍大大擴展，除了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科學研究、社會服務，食堂、后勤、資產等都要管起來。上任之初，有很多領域我不熟悉，即使在一些相對比較熟悉的領域，由於角色的轉換，也面臨著許多困難。而今，一年過去了，在上級組織的關心和幫助下，在學校廣大師生的齊心協力下，我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今年6月18日，我不再兼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學校全職引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趙志榮教授擔任新院長。

　　問：您有許多頭銜，比如教育部公共管理類教學指導委員會秘書長，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主編，浙江省商會發展研究院院長，浙江省公共管理學會會長等等。我相信這些頭銜都很重要。但是，如果一定做這樣的選擇：比如這些頭銜您隻能保留一個，您會選擇保留哪一個？為什麼？

　　答：目前，我所有的兼職都是學術職務，這些學術職務，我每個都很珍惜，因為每個職務都代表了所屬的一個科學家共同體。但如果說一定要問哪一個最重要，我認為首先是身為教師。我一直認為能夠做一名教師，能夠讓學生們在我的課堂上，在我的指導下成長，於我而言是莫大的成就。

　　做院長或者校長是有任期的，如果有一天我卸任校長職務后回歸來做教師，我覺得可能會做得更好。

　　做教師，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樹去搖動另一棵樹，用一朵雲去推動另一朵雲，用一個靈魂去喚醒另一個靈魂。”我做院長、校長，也是為了推動教師們用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

　　現在，在浙江大學，我擔任的學術性職務是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另外還擔任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這個研究院旨在倡導、開展、引領社會治理研究，以基層社會治理、社會組織、重大民生領域、公益慈善等為主要研究方向，立志於為我國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獻智獻策。編輯出版有英文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中國治理》）和內部刊物《社會治理專報》等。

　　英文期刊《中國治理》2016年在英國出版，在短短五年多時間裡，已經成為SSCI二區期刊，並進入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國科協聯合發布的高質量學術期刊行列。

　　研究院還不定期出版《社會治理專報》，供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作決策參考。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已經獲得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和其他領導的重要批示50余次。

　　研究院開展了中國縣域社會治理指數和中國共同富裕指數模型的研究與發布，其中，中國縣域社會治理指數模型已經得到應用。去年，我們發布了第一版的中國社會治理百強縣﹔今年，我們發布了中國共同富裕指數模型﹔2022年，我們將發布共同富裕指數模型的應用。

　　研究院所做的這一切，在中國社會治理的多個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

郁建興給浙江工商大學畢業生頒發畢業証書

　　問：您出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已滿一年，一年中，您針對學校一貫堅持的“專業成才、精神成人”的人才培養理念，“文化引領、融合創新、一體多元”的人才培養體系，作了哪些改革和創新？對於學校倡導的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人文情懷、專業素養的應用型、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的辦學目標，您有哪些戰略考慮？

　　答：浙江工商大學在人才培養方面積累了很豐富的經驗。在一些更大牌的大學，“以本為本”可能是一個很難的任務，但在浙江工商大學，歷任書記、校長及其他班子成員都十分重視本科生教育教學，強調成才、成人和專業教育的結合，並形成了一些很好的經驗。

　　我尊敬的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人指出，校長在大學裡的作用是有限的，或者說一個大學校長，在我們今天的大學中，其個人色彩並不強烈。總的來講，大學校長的主要工作，是怎麼來學習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及其他路線方針政策。

　　在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之后，我和同事們把浙江工商大學定位為建設立足浙江、服務國家、貢獻人類的卓越大學。

　　網上有個戲說的段子：浙江就兩所大學，一所浙江大學，一所其他大學。這一方面說明浙江省的高等教育結構確實要完善、要改革，但另外一方面，我也不完全認同這一段子的說法。浙江省的省屬高校已經獲得了重大發展，中國美術學院不用說了，在多個領域具有唯一性﹔浙江工業大學、浙江師范大學、寧波大學等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現。今天的浙江工商大學，其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浙江是極具特色的，18個學院中有14個是人文社科學院，數量比浙江大學多。而且，不少學科可圈可點，統計學、工商管理、應用經濟學等學科具有全國影響。所以，我們怎樣立足浙江、服務國家、貢獻人類，這是對卓越大學追求的目標定位。

　　要實現這個目標，我認為必須在制度創新、體制改革中發力。我們確立了學校工作的三大鏈條：第一是從專業宣傳到生源優化，從專業建設、課程建設、培養方案建設，到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留學生、繼續教育學生及校友等以學生為中心的人才培養全生命周期鏈條﹔第二是從優秀人才引進，到教育教學、人事科研外事、退離休等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師成長全生命周期鏈條﹔第三就是用學校各種政策、制度、規章，來規范、支撐以上兩大“鏈條”，來體現依法治校、依規依章治校的變革。

　　我一再強調，浙江工商大學不是教職工的養家糊口地甚至職業養成所，而是安生立命地甚至是命運共同體。要做到這一點，確立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師成長全生命周期鏈條，就顯得尤為重要。

　　問：您剛剛提到，在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任上，您是問題提出者，而現在則變成了問題解決者。我想問的是，您擔任校長以來解決的諸多問題中，哪些是最有價值的？

　　答：面對學生缺乏獲得感的問題，我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並致力於從體制機制上去落實，這個我感受很深。怎樣落實落細？有的老師半年甚至半年以上都沒有見過他指導的研究生，這肯定是不正常的。為此，我們出台關愛學生成長計劃，其中包括每個學期導師、院系領導都要請學生吃一餐飯，全覆蓋。

　　我們與中國人民大學深化合作幫扶關系，落實人大6個一流學科對口支持幫扶工商大學，從去年12月起，工作已經全面展開。今年4月，我們與商務印書館建立戰略合作關系，邀請商務印書館把杭州分館開在我們學校。恰逢110周年校慶，我們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1000多本電子版圖書中，選出110種，購買后送給每一位新生。

　　我在浙江大學工作期間，比較看重大學排行榜，但是在浙江工商大學工作一年，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這些排行榜至少不是最緊迫、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麼讓我們的學生能夠健康成長。我相信，這些工作做好后，排行榜上的業績也不會差，從管理學上講，這是引領性指標和績效性指標的關系。

　　我們以往非常關心績效性指標，就像一個聲稱減肥的人每天稱體重，今天是不是又少了一兩？但是，用這種方式減肥，往往是減不了的，必須在引領性指標上下功夫。要減肥就要管住嘴，邁開腿，一段時間以后整個身體就會發生實質性變化。所以，我覺得作為校長，一年來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學生為中心，不能只是一個口號。

　　在教師發展領域，接下去我們要進行一些重要改革。大學教師非常在乎職稱、專業技術崗位等級，我認為教授職稱是個通貨，清華、北大的叫教授，工商大學的也叫教授。從這個邏輯上講，我們“發”的教授多，你北大清華“發”得少，那我就賺了。當然我們不會去亂發這個通貨，但從邏輯上講，我說我能夠容忍，比如說這個通貨是100元，一個教授的水平是100元，北大清華的教授是100元，我可以在工商大學教師70-80元價值時發給你100元。我可以讓你溢值，但不能容忍假幣，盡管假幣做得與真幣一模一樣。你學術品質好，成長潛力可期，就可以獲得較高認可和待遇，但是，立德樹人、學術品質是第一重要的，不能打折扣。

　　當前，中央和教育部正大力倡導教育評價改革，我完全贊同，認為這是當前我國實現教育治理現代化的不二選擇。我們正在開展這項重大工作。比如對於職稱評審改革，暑假前，我們專門召開了職稱評審改革聽証會，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從根本上說，高等教育評價改革，就是一種回歸，回歸教育本質，回歸大學本質。當然，這個回歸是在創新意義上的回歸。不是回到博洛尼亞1088年，也不是回到19世紀柏林洪堡大學，甚至不是回到二次大戰以后的美國高等教育。我們的回歸，也是一種創新，是創新式回歸。

　　至於學校與學院的關系，浙江大學遵循的是院辦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由校方決定，而是賦予學院充分的自主權，這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但是要實現院辦校，有個重要前提，就是學院要有很強的自我約束能力。如果學校放權、賦權甚至分權，而學院缺少自我約束能力，那就是災難﹔如果學院有比較好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但學校不放權，那麼大家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會大打折扣。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是成熟一個發展一個，一院一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這一年，能夠拿得出來比較得意的東西，還不是很多。我們學校的財力相對較弱，我們在爭取外部資源上，應該說還是取得了一些成績，募集到了上海的一位慈善家，也是一位投資家，捐資給我們建慈善學院。

　　問：我們知道，浙江省隻有3家大學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是其中之一。我想知道的是，在浙江工商大學已經擁有自己的出版社，而且辦得不錯的前提之下，邀請商務印書館設立分館，目的和意義在哪裡？

　　答：這問題非常好！

　　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在地方性的綜合性大學出版社中排名前三，但我認為應當把定位定得再高一點。現在，浙江工商大學只是一個省部級重點高校，肯定不能馬上就變成雙一流大學。但是，在一些領域裡，我們可以作出超越，比如我們的出版社就有這樣的條件。

　　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要得到跨越式發展，就要攀高親，要向最高水平的出版社學習。商務印書館杭州分館落戶浙江工商大學，以后將在業務、選題、營銷等多個領域，攜手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共同進步。

　　浙江正努力成為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我們正在編纂一套重要窗口建設叢書，這套叢書就由我們兩家出版社聯合出版。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浙商博物館都是非常好的研究機構和文化機構，我們正在編纂的《浙商通志》也將由我們兩家出版社聯合出版。

　　問：剛剛您講到大學要發展，財力是個很重要的因素。我們知道，大學的經濟來源主要有三大塊，一是國家撥款，二是科研經費，三是校友捐贈。請問浙江工商大學的科研經費來源是怎樣的一種狀況？校友對學校的捐贈情況是否令人樂觀？

　　答：公立大學的財政來源，除了政府的財政撥款，還有一個重要來源就是我們為政府和社會服務所獲得的科研經費。浙江大學去年的科研經費已經突破60億元。我們在爭取政府增加財政撥款的同時，更應該提高社會服務能力，爭取社會資源。

　　校友對學校的捐贈，也是大學的重要經濟來源。我到浙江工商大學工作后，最想做的幾件事中，有一件就是校友工作。校友能否回饋母校，取決於很多方面，我們的工作思路是從現在做起，從源頭做起，就是對在校生要更好，要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孩子看待，這就是剛才我講的以學生為中心。

　　以前，學生老是去點外賣，既不衛生又浪費錢。我問食堂經理是不是你的菜不好吃？食堂經理說我的菜可能做得不太好吃，原因之一是請不起好廚師。我說以后給你增加一點經費，你請好廚師吧。有些學生很懶，懶到不願意到食堂來吃飯，我建議食堂開發手機雲點餐，不但食品安全可以追溯，價格也比校外餐館便宜，這個項目現在已經推出來了。

　　馬克思說，愛隻有用愛來交換。你對學生好，他會感受到。對校友，我們必須實行終身維護。

　　我們常常對校友進行支持和幫助，如果他是黨政干部，在管理過程中遇到了問題，我們可以為他作專題研究，提供解決方案﹔如果他是企業家，他的企業遇到了困難，我們可以聯合其他校友，動用一切資源幫助他渡過難關。人才培養，不是孤立的，對校友與母校感情的培養，是一根鏈條。

　　我們有一個不成文規定，校友對母校的捐贈，絕大部分都是不公布數額的。我認為，捐贈有價愛無價，不能因為你捐贈得多，就大張旗鼓報道，捐得少，就低調處理。校友對母校的愛，不能完全用捐贈多少來衡量。

　　校友對母校的反哺是分幾個方面的，不僅僅只是捐贈錢物。比如說對我們的教學培養方案，人才培養的質量，他是親歷者，有發言權，他向母校反饋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能夠提高我們的教育質量，這也是校友對母校的反哺。

　　問：您剛剛提到了浙商博物館。據我所知，坐落在教工路校區的該博物館，是浙江省高校唯一一家浙商博物館。我們單位跟浙商博物館是文化共建單位，我也參加過楊館長主持的幾次活動，應該說感情很深。作為浙江工商大學紀錄、培育、研究、展示、宣傳、推廣浙商品牌、浙商精神的一個平台，你如何評價它的昨天？如何看待它的今天，如何期待它的明天？

　　答：現在我們對教工路校區定位已經清晰，就是不租不借，把它建設成為學校的教育科研重要基地。

　　浙商博物館是我們的一張名片，我也去過多次。總的來說有很好的基礎，也有很好的聲譽。今后，我希望它能夠增加數字類的素材，比如說一些浙商的活動、浙商的一些專訪，浙商的口述史，都可以充分運用數字技術。

　　我曾經有過一個想法：做一個以中國民營經濟口述史為主題的重大項目。用傳記專著、人物訪談結集、數字影像等形式，生動呈現。我跟楊館長說過，他也已經做了一些。如果你們感興趣，我們以后可以聯手來做這項工作。你們有強大的文字、圖片、視頻採編團隊，這個正是我們缺乏的。

　　問：公共管理學是運用管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理論與方法專門研究公共組織，尤其是政府組織的管理活動及其規律的學科。公共管理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系問題，通俗地講就是政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的問題。我們想知道的是，其一，當初您為什麼要選擇這個領域作教學與研究？其二，在這個領域，您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什麼？其三，您的研究成果對解決政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對推動制度優化、人類進步、社會發展起到了什麼作用？

　　答：我是復旦大學外國哲學專業畢業的博士。2012年我獲得浙江大學首屆“心平杰出教學貢獻獎”，得到100萬元嘉獎時，曾經接受過一個專訪，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剛剛問的這個問題，我至今印象深刻。

　　我的博士論文是黑格爾政治哲學，政治哲學的一個核心議題是國家與社會關系。國家和社會都是抽象概念，我轉行做公共管理研究，就是要讓國家和社會這個抽象概念落地。

　　你提到的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什麼，我比較慚愧，我很難說為國家、為社會做出了多大的貢獻，但我時刻准備著為我們這個時代貢獻力量。

　　總的來說，我迄今為止做的工作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個是政府的改革創新和數字治理，這是我近幾年的核心研究領域。比較有代表性的一項成就，是出版了《“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經驗，中國方案》，我從一開始就跟蹤了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並且把一些做法、機制、結構等，想辦法普遍化。這本2019年初出版的專著，就已經討論到數字技術對政府變革的意義。我主編的《帕爾格雷夫中國地方治理手冊》（2019年出版），已經成為展示中國之治、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的重要窗口。

　　第二個核心研究領域和方向，是社會組織與社會治理，尤其是對行業協會、商會的研究，我們的團隊是全國最優秀的團隊之一，這是吳敬璉先生“冊封”我們的。應該說我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我自2013年起，與浙江省桐鄉市一起提出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概念，並一起設計了“三治融合”的地方實踐。“三治融合”概念寫入了黨的十九大報告以及嗣后的多個重要文件。

　　第三個核心研究領域是醫療衛生政策。浙江省積極倡導縣域醫共體改革，這也是省委省政府的一項重要改革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做了縣域醫共體研究的多篇中、英文論文，多份政策報告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領導的高度評價。

　　問：疫情之下，政府面臨公共管理大考。為此，疫情暴發不久，您組織專家學者，深入浙江省相關區縣調查研究，並撰寫了一系列對地方黨政主要領導的專訪文章，這些專訪文章發布后，被人譽為有教科書般的作用和意義。在今天，后疫情時代，我們想請您從公共管理學的角度，談談如何解決疫情防控與城市管理、經濟發展的關系。

　　答：正如您所講，去年疫情發生以后，我們就組織專家學者，深入省內有關區縣調查走訪，撰寫了一系列對地方黨政主要領導的專訪文章。這裡特別要感謝你們平台，不少文章是在你們的平台首發的，幾乎每篇都有10萬以上的閱讀量。這些文章發布后，對疫情防控，復工復產起到了一些作用。

　　此外，就中國的疫情防控、復工復產、經濟發展等課題，我們做了許多專業研究。我主編的英文期刊JournalofChineseGovernance出版了全球第一個疫情治理專號。與此同時，我們在國際公共管理界頂級期刊美國《公共行政評論》上，根據浙江的疫情防控實踐，發表了基於中國抗疫經驗的第一篇文章。

　　南京、揚州、鄭州、武漢都做過全民核酸，上海卻沒有，這說明什麼？說明上海無論是流行病的調查，還是對密切接觸者情況掌握，都運用了科學的思維和手段，基於信息、技術、資源和行動力。

　　從今天的疫情來看，我認為我們既不能放任，也不可過分的理想主義。張文宏主任說與病毒共存，我的理解應該是建立在精密智控下的與病毒共存。我們要求來自埃及等境外國家的人，在來中國前提前14天每天做遠程核酸檢測，這肯定會影響我們跟世界的互動，但我認為這是必須的。我們也許無法把病毒全部消除，但是我們應該可以做到哪兒有病毒就在哪兒解決。所以我認為像上海、浙江的模式，可以為其他地區提供借鑒。

　　去年浙江省控制疫情后，我就向省委提出建議，希望早日重啟經濟。2月9日，浙江省委常委會舉行擴大會議，決定把復工復產與疫情防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以《浙江日報》特約評論員的身份，為會議撰寫了評論《兩手抓打兩戰戰必勝》，文章與會議報道同時見報。

　　疫情發生至今，我們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進入后疫情時代，我仍然堅定地認為，我們既要把人民群眾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也要努力把經濟搞上去。這是兩架馬車，缺一不可。

　　問：今年年初，您領銜創作的《暢通雙循環構建新格局》一書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當時，國內對“新發展格局”的研究剛剛起步，原創性、解釋力強的理論分析與政策體系框架不多，該書緊緊圍繞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在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擴大內需、建設現代流通體系、促進產業創新、加強金融基礎設施、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高質量自貿試驗區、發揮行業商會協會作用，以及構建統計評價體系等方面，對如何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進而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給出了系統性的闡釋，是國內較早對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新發展格局進行系統闡釋的著作。國內外形勢瞬息萬變，該書出版以來，您是否還在雙循環領域作深入研究？是否有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讓讀者分享？

　　答：謝謝您，謝謝您關注到我們對暢通雙循環、構建新格局的研究。

　　國家商務部有兩所共建大學，一所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另一所是浙江工商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側重外貿領域，浙江工商大學側重內貿領域，研究國內市場為主的雙循環格局，相對而言是我們的強項。浙江工商大學的專家學者在這個領域擁有很大的優勢，他們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我是順勢而為，把大家召集起來，連續開了九次會，集思廣益，編寫、出版了《暢通雙循環構建新格局》這本書，把學科優勢、國家戰略和學校影響力結合起來。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一項重大戰略部署，是黨中央立足長遠發展大勢和基於我國比較優勢變化，為把握戰略主動而採取的“先手棋”。當時，或許有人認為這是權宜之計、無奈之舉，現在看來，這個決策對我國當前和未來的意義確實十分重大。

　　《暢通雙循環構建新格局》這本書出版半年多來，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不斷深化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今年6月30日《學習時報》發表了我寫的《以數字化改革暢通國內大循環》一文，這是我在商務部新一屆政策咨詢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發言，其實也是我對暢通國內大循環的研究成果。我認為現在的國內大循環有很好的經驗、很好的成績，但也存在很大問題，就是統一的國內市場沒有形成。數字化如何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怎樣促進供應鏈的完善等，我提出了一系列主張。

　　今年年初，我們專門成立了兩個研究小組。一個是數字化改革研究小組，一個是共同富裕研究小組。我們已經撰寫了9份專報，幾乎都獲得省委主要領導和省政府主要領導的肯定性批示。

　　我們的數字化改革研究小組，研究了數字化改革中如何增加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良性互動的體制機制供給，數字化改革中政府如何做一個合格甲方，如何建立完善以分類授權為基礎的公共數據治理新機制，區縣如何推進數字化改革，數字化改革如何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等重要議題。

　　我們的共同富裕研究小組，研究了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共同富裕的評價指標體系，第三次分配的體制機制，如何促進東西部共同富裕，如何擴容幫扶地區、念好新時代“山海經”，如何實現從生態移民到共富移民等重要議題。

　　在撰寫政策倡導報告之外，我們還發表了一系列專業論文，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學習時報》《法治日報》等重要媒體發表多篇文章。特別是，5月28日，我們舉行了“中國共同富裕指數模型”發布會，得到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等四十余家主流媒體報道，產生了較大影響力。

郁建興在浙江工商大學畢業典禮上致辭

　　問：您和您的團隊，肩負著怎樣的使命？您的光榮與夢想是什麼？

　　答：任何一個研究機構，應該有三個使命，一是對科學前沿的追求，二是積極響應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戰略，三是積極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100年前，查爾斯·艾略特，哈佛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長曾說：“在任何社會中，大學都往往是一面鮮明反映該國歷史與民族性格的鏡子。”大學，能夠照出一個國家、民族是個什麼狀態。這個國家、民族是不是朝氣蓬勃，是不是奮發向上，有沒有文化素養等等，都能從大學中找到答案。

　　感謝黨和政府對我的培養和信任，讓我有機會成為一所大學的校長。在浙江工商大學通往卓越大學的進程中，我一定要積極作出自己的貢獻。

　　（圖片由徐青青和被採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