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雪明还在放电影，这件事他做了51年了。

　　沈雪明，是杭州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余杭服务站放映员，家住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安溪乡杜诚村。72岁的他，身材不高，背影敦实。

　　在他的家中，有一间50多平方米的储藏室，存放着的几乎全是他放电影时朝夕相处的“老伙伴”，不放电影的日子，他喜欢一个人在这儿坐坐。

　　这其中，有放电影时要用的发电机，有八一电影机械厂生产的35毫米胶片放映机，也有圆盘一样的电影胶片装在墨绿色的铁皮盒里……这些熟悉的“家当”多是陈旧了，可一旦听沈雪明讲起电影放映，就像暂时沉默的兵团听到了冲锋号，只要踏出步伐，就还是那个方圆百里最会讲故事的人。

　　“成为放映员是我一辈子的光荣”

　　沈雪明记得，他十几岁时，听说隔壁村子要放电影《红军桥》，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赶过去，密密麻麻的人群，要弯腰钻进去。“第一次看到几米长的屏幕，屏幕里有画像有声音，画像会动，胖地主的肚子一鼓一鼓，片子只有十几分钟，结束后总觉得不过瘾。”

　　当时，沈雪明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将来也能成为电影放映员。

　　1970年，安溪乡准备组建一支电影放映队。沈雪明讲，当时，公社有1万多人，只选两名。能选进放映队的，一是共产党员，第二是退伍复员军人，第三是人民教师。

　　“我当时刚刚中学毕业，是农村青年骨干。能被选中，这真的是我一辈子的光荣。”

　　进入放映队后，先去学习理论知识，再动手实践。“学装机，装胶片……放电影时转动的机器，就像医生做手术的手术台，接线不能乱，用电要安全。老师提醒，有的电影胶片片基是硝酸纤维酯制成的，容易自燃，放电影时如果闻到焦味，一定要重视。不过，我在放映时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我们安溪乡从最东面到最西面，总长度有十八里，公社只有两辆自行车，同事看我们放电影设备多，肩挑背扛，总是首先保证放映队用自行车。”

　　蹬着自行车，驮着电影发电机、放映机、胶片、幕布、音响、工具箱……有时，最远要走10里路。

　　“你总是那么一个不老的！”

　　“那时候，听说有村子要放电影，相邻村子都很羡慕。一次，我们余杭的一个村子放电影，还有人从德清方向赶来，他们要撑船过东苕溪，但当时船上想看电影的人多，船翻了，那晚要来看电影的人都没救起来。”

　　沈雪明讲到这儿，不禁一声叹息。“有时，正放着电影，突然下雨了，我们顾不得自己，赶快用遮雨布盖住机器，有人撑伞看，没有伞的就躲角落里看。除非遇上雷暴天气下着倾盆大雨，我们才不得不中断放映，但一定要答应老乡，会再回来补映，从头到尾重新放映。”

　　那些年，影片《南征北战》《英雄儿女》都很受欢迎，沈雪明最喜欢的影片是《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片子拍摄时用的是伊斯曼胶片，会比其他影片更为清晰。当时，村里去过上海的人不多，大家都是看了这部电影，才看见了上海。”

　　沈雪明也一样记得那些年的温暖事。他说：“放映前，被安排在老乡家吃饭，老乡自己平时节省，但一下子给我们煮了6个鸭蛋，又不肯收钱，我们就悄悄把一张五毛钱压在碗底下，可等我下次去村子放电影，老乡看见我，追着我，一定要把这卷来卷去的五毛钱还给我。”

　　讲起这些往事，沈雪明黝黑的脸庞有淡淡的笑意。他讲：“一次，放电影《少林寺》，我弄错了胶片顺序，前一秒中还在‘飞’腿拼武功，后一秒就在散步。观众群里有人先反应过来，大声喊，错了！错了！我觉得很丢脸，赶紧道歉，重新放映。”

　　改革开放后，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有了电视，露天电影不如从前那么时髦了。

　　1982年，安溪乡计划建一座影剧院，可以放电影，也可以演越剧。正式营业后，安溪影剧院请来当时的余杭县越剧团，连续演出7天，场场爆满，一张门票一块钱，来买门票还要托关系。这也是沈雪明第一次在剧院里观看现场表演。他说：“确实比看越剧电影活泼。”

　　没有演出时，沈雪明继续放电影。“去平海路上的杭州电影公司取电影胶片，旁边就是西湖电影院，我真好奇，也想去大影院看电影。影院的椅子很舒服，可还是会有些失落，很不踏实，觉得影院里虽然音效画面都更好，但不如在村子里放电影热闹，观众看不见放映员，没法面对面交流。”

　　也是那几年，有些农村电影放映员陆续转行了。“他们有的进城打工，有的办农家乐，我还想放电影，老伴儿也理解，她说家里不缺你这口粮，你做你喜欢的事情。”

　　在安溪乡附近的十里八村，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乡亲都认得沈雪明。一见到他，隔着老远，就会热络地喊上一声，“阿明师傅！今天放什么片子？”哪怕是隔上三五年不见，也会一眼认得他，“你总是那么一个不老的！”

　　放映员总要最后一个离场

　　1998年，国家提出“2131工程”，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沈雪明和他的露天电影又迎来了春天，只是胶片电影放映机变成了数字放映机。

　　沈雪明特意收藏了一本电影胶片，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沈雪明知道自己的手机也能看视频，也能找到这部《天仙配》的电影片段，但沈雪明不愿意用手机看。他说，哪怕这些电影胶片以后真的没用了，还是会记得严凤英在大荧幕上的风采。

　　今年年初，一位在上海开餐厅的老板找到沈雪明，想回收他的电影胶片放映机，放在餐厅当装饰品。一向客气的沈雪明拒绝得很坚决。他说：“放映员这个职业虽然平凡，可我和这些放映机是有感情的。”

　　如今，72岁的沈雪明还是能习惯性地抬起放映机，只是，他多了一个放电影的帮手，孙子江涛开车送他去放映现场，和他一起完成放映。

　　江涛在一家汽修厂工作。“放电影那天，我们一般都要提前2个小时准备，挂幕布，搭电线。他平时话不多的，但是一到放映现场就会变得很‘啰嗦’，总和我说，放映员一定要最早一个来，最晚一个离开。”

　　沈雪明出门放电影，习惯随身带一个本子，上面记着放映地点、电影名称，以及观影人次。今年截至11月，沈雪明和江涛已经放了300多部影片，仅仅是从9月25日至9月29日，他和江涛就跑了良渚村、港南村、新港村等6个村子。

　　在看露天电影的人群中，大多观众是老年人和小朋友，可这并不影响沈雪明一如既往地热爱电影放映工作。沈雪明说：“像我这样的乡村电影放映员很多，我一定不是工作最久的，也一定不是最后一个离场的。只要我有力气，就要做好。”

　　在沈雪明和江涛放映露天电影的设备箱里，一把直径超过2米的超大雨伞有些褪色了，“今晚放映政府公益电影”的红色宣传板还是簇新着的。

　　短评

　　大荧幕上的精彩千变万化，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沈雪明，他的“版图”只是认认真真放好每一场电影。

　　据了解，在杭州余杭、富阳、临安、萧山等地，像沈雪明一样的乡村电影放映员有125人，承担杭州地区每年将近2.7万场的农村公益电影政府放映任务。

　　今年，在省、市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下，杭州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开展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杭州市宣传文化系统“十个一百”之“百部公益电影主题放映进乡村”系列活动，累计放映红色主题影片2万余场，观影达135余万人次。

　　当熟悉的露天电影放映场景如萤火虫般出现在城市或村庄的夜晚，为观影而来的人们也不再仅仅只是为了看一场电影，也许，更多的“重逢”，来自于这忘了年轮的乡愁，来自于这开窗涌入大江来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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