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屆奧斯卡的愛與恨

今年的奧斯卡（第92屆）頒獎儀式在北京時間2月10日中午結束，韓國影片《寄生虫》收獲最多：同時攬收最佳影片、最佳國際影片（原最佳外語片）、最佳劇本和最佳導演獎。奧斯卡對《寄生虫》的青睞無以復加。我們經常說不要過於重視頒獎，很多獎項來自評委的個人偏好，但奧斯卡的評委由美國和美國以外共8500名業界人士（其人員主要來自於美國）組成。所以它的獲獎並非來自於評委的一念之間，反而可以從中考察普遍的民意與電影意志，因為這一評獎機制決定了我們可以就此觀看地區人文觀念的傾向和共同精神。

《寄生虫》：美國焦慮的東亞認同

有朋友認為奧斯卡對於《寄生虫》的褒獎，其實是對奉俊昊以及韓國電影集體的認同，也有人認為《寄生虫》獲得如此豐富的獎項，與美國電影的政治正確以及奧斯卡最近幾年的轉型有關——它似乎要求自己更為多元和國際化，從最近幾年其引進大量國外評委的舉動中可以看到這般訴求，最佳外語片這一獎項的重新命名，似乎也預示著這樣的意義。

我覺得《寄生虫》的獲獎除了以上文化政治的考量以外，也有美國人借他國電影之酒杯澆自己塊壘的可能。這部影片所構建的社會模型以及它所強調的階級對立，彰顯了西方普遍存在的社會焦慮。就韓國電影來說，從李滄東的《燃燒》開始，我們注意到韓國電影的階級對立意識變得越來越鮮明，這讓沒有韓國生存經驗的我們頗為迷惑，不知道這個電影和社會現實之間具有何種對應關系。而今美國人對於《寄生虫》的熱愛，是否可以從結果上反証美國社會的問題與傾向？

《寄生虫》高度情節劇化，電影中的窮人基宇一家住在地下室，他來到富人朴社長家做家教。基宇利用自己的才華和欺騙手段，讓自己的家人都來到朴社長的豪宅中上班，這導致了主人家以前的佣人被辭退，而這個佣人的老公一直住在豪宅地下深處的一個防空洞裡，她的家人一直靠偷主人家的食物來生存。

離奇、突轉和高度濃縮的沖突讓這部電影戲劇化十足，而且它的敘事場景很集中，這是戲劇化的另外一個表征。另外它具有明顯的類型特點，而類型片就是商業片，《寄生虫》的社會隱喻和批判現實精神與商業邏輯結合得比較完美，它驚悚的情節設置讓它富有影院吸引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寄生虫》獲金棕櫚時大家的質疑或許更可以理解，而它獲得奧斯卡青睞，反而不是那麼難以理解的事。只是它獲得了如此多的獎項，從而使更多好電影失去了受到嘉獎的機會，這有點讓人難以接受。

中國的很多觀眾對此尤其難以接受。為什麼我在這裡強調中國部分觀眾的心情？《寄生虫》建構了一個十分清楚的社會模型，將社會問題形象化或概念化地呈現在銀幕上，我們可以將它看作是一個社會寓言。但是它所建構的矛盾和對立，與我們對自己所在社會的理解並不一致。我們必然將自己的社會感受帶入到一部外國影片的觀賞當中，帶入到在其他語境下產生的電影敘事當中，雖然我們知道那是一部外國電影。

不同地區有它獨特社會問題的焦點，我覺得這一點十分重要。作為一個寓言寫作，影片的最后，基宇的父親將豪宅裡面的男主人殺掉，這種血腥的情感宣泄不是偶然社會事件的再現，而有導演主觀世界的強烈表達。這樣的結局固然具有強烈的娛樂價值，但帶著我們自身歷史的眼光去觀看這一幕的中國人，會覺得這個結尾有點似曾相識和難以接受。我們的觀念和判斷來自於我們自身的歷史，是否能夠共情與我們此前的歷史記憶和社會理解息息相關。

但是韓國和美國社會有相似之處，所以其中的共鳴更多。韓國與美國的語境對接更加順暢，與中國則未必。《寄生虫》在奧斯卡的空前收獲，可能意味著它讓美國人的社會焦慮在遙遠的東亞國家那裡找到了認同。

《小丑》：雖獲影帝，人物塑造有缺陷

在去年被提名的電影中，《小丑》的政治表達與《寄生虫》有可比之處，兩部影片都帶有政治隱喻的色彩。《蝙蝠俠》裡面的小丑在這裡被做了一定程度上的現實主義處理，它的故事發生地點在哥譚市。哥譚市其實是美國DC漫畫中杜撰的一座東海岸美國城市，它一般被認為對應了同在東海岸的紐約。紐約也是《小丑》的取景地，著名的台階跳舞的一場，拍攝於布朗克斯區莎士比亞大街的南端，去年年底我專門到此處游覽。這是兩座住宅樓之間的一個狹長的階梯，游人眾多，有人穿著小丑的服裝在拍照，有人在這裡拍紀錄片。布朗克斯區是紐約的黑人聚居區，哥譚市在《小丑》中則被表現為一處黑暗的所在，街道混亂，垃圾到處都是，暴力無所不在。電影中的小丑飽受哥譚市不正義不平等之苦，他用暴力反抗整個世界。

哥譚市的年輕人則以小丑為英雄，他們戴著面具游行，聲稱“人人都是小丑”。他們的重要的憤怒所在，是針對貧富分化。現實中的紐約當然仍是充滿了帝國雄風，但在紐約你能四處看到流浪的人，在流浪的黑人和老者中間，你偶爾也能看到一些有文化的中年白人，他們在冰冷的街道邊坐著看書，身邊就是他們流浪時的家當，一些箱包或簡易床。我去年在紐約是短期駐留，但和當地的一些大學生、教授以及本地市民有一些交流，我發現他們最強烈的社會焦慮就是貧富分化和資源分配不均，當然華裔還會更關注種族歧視等議題。最為印象深刻的是，那裡到處都是關乎社會主義議題的討論和講座，游行抗議的活動也十分豐富，有一群建筑工人喊著口號反對建筑公司降低他們的報酬，提供的是與紐約當地生活方式和他們的勞動成果不匹配的薪水。有人跟我舉例說，在美國一些大學講師的物質生活都是不穩定的，這種不安全感令我頗為意外。這也許就是《寄生虫》得以被廣泛認同的時代背景吧。美國人有他們獨特的問題意識，但中國的觀影人在自己的社會焦慮中對別人缺乏同感，而影片若將某種焦慮當做理所當然的敘事前提，則必然帶來更多的理解隔閡，這也許是一些中國人對《寄生虫》現象不能理解的原因所在吧。

《小丑》這部影片的男主角亞瑟·菲尼克斯獲得奧斯卡影帝，則似乎早在大家的意料中。小丑這個人物的塑造，需要演員極高的表演技巧。但是從劇本的角度來說，這個人物的塑造還是存在諸多不能讓人認同的地方。小丑殺死了自己的母親，這種行動背后似乎缺乏足夠的動機支撐。雖然這部影片在美國獲得了較高的票房，但是在我們這裡，對這部影片不以為然的大有人在。

變革中的奧斯卡文化政治

奧斯卡每年都能在中國文化界引起廣泛回響，對於本屆奧斯卡的文化政治，我們可以理解為它正在醞釀某種變革。而去年和前年的奧斯卡，“政治正確”問題在中國似乎是最重要的話題。我們從奧斯卡影片的敘事中，在奧斯卡評獎機制中看到這種政治正確的貫徹，人們擔心這種過於講求政治正確的做法會導致敘事上的僵化，比如在一部影片中，好人永遠是有色人種、跨性別、女性等弱勢群體。但是身處美國社會的弱勢群體，則會覺得這種政治正確的獲得乃是無數斗爭和血淚的結果，它得來不易，不應該被質疑。本屆和往年的問題不同，今年的奧斯卡從一開始就讓人有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感覺。《小丑》的問題之外，昆丁·塔倫蒂諾的《好萊塢往事》對波蘭斯基夫婦於1969年悲慘遭遇的引用，讓人覺得這部影片是在消費別人的苦難。而這部電影對於布魯斯·李的形象設計，更是讓李小龍的女兒李香凝十分不滿，她認為這是對李小龍形象的扭曲和污蔑。最終《好萊塢往事》僅僅獲得了最佳男配角（布拉德·皮特）和最佳藝術指導，后者主要表彰它在還原1960年代末好萊塢時所做的美術效果，但是這部影片對於我個人來說，仍然是一部情懷滿滿、才華橫溢的作品。

這次奧斯卡頒獎儀式上，有女性演員用委婉的方式抗議女導演獲得的關注太少，這個議題其實在諾亞·鮑姆巴赫的《婚姻故事》中有著類似的表達。電影中的女主人公被作為導演的丈夫所壓抑，離婚后她自己成為了一個有成就的導演。比較有趣的是，今年獲得最佳影片提名的《小婦人》的導演格蕾塔·葛韋格，就是《婚姻故事》導演諾亞·鮑姆巴赫的愛人。這兩部影片斬獲有限，《小婦人》隻獲得了一個最佳服裝設計獎，我個人非常喜歡《婚姻故事》，但是本片僅僅獲得了一個最佳女配角獎。獲獎者勞拉·鄧恩的表演的確值得嘉獎，本片的兩位男女主角的表現也十分出色，但是僅僅獲得了最佳表演提名。

我是於去年的11月中旬，在紐約的獨立電影藝術中心觀看了這部《婚姻故事》，當天同時放映的還有《寄生虫》和《愛爾蘭人》。《婚姻故事》在紐約非常受歡迎，導演諾亞·鮑姆巴赫是紐約布魯克林人，美國人喜歡拿他和同樣出生於布魯克林的伍迪·艾倫做比較，兩人都喜歡拍攝知識分子生活。《婚姻故事》裡，斯嘉麗·約翰遜和亞當·德萊佛扮演了一對夫妻。影片當中，這一對年輕夫婦看似和諧幸福，但是女方深感壓抑並提出離婚。《婚姻故事》與1979年的《克萊默夫婦》的故事有點相似，兩者上映時間恰好相隔了40年。兩部影片非常值得對比觀看，可以從中看到40年來美國女性主義的進化。

觀賞指數不低，總體缺乏新意

《婚姻故事》至少有所斬獲，最受冷落的是《愛爾蘭人》，這是馬丁·西科塞斯的一部力作，它富有觀賞愉悅和歷史厚度，也具有很高的導演難度，是史詩級的美國黑幫往事。雖然對於本片的獲獎預測一直不樂觀，但是它顆粒無收還是讓人氣憤。馬丁·西科塞斯在奧斯卡頒獎禮結束后抱著自己的狗拍攝了一張照片，委婉地表示抗議，我對他非常同情。

薩姆·門德斯的《1917》是一部富有藝術追求的電影，它獲得了最佳攝影獎。由於它在攝影、剪切組接上十分巧妙，這部影片給人一種一鏡到底的感受。電影的成色非常好，之前有人預測它能夠獲得最佳影片，我則覺得略有欠缺，因為其內涵方面略顯普通。看完了這部影片，我不知道門德斯為什麼會在今天拍攝這樣一部華麗的一戰題材的電影，它的當代性是什麼，我不知道，所以它獲獎不多，我並未覺得惋惜。另外一部我也十分喜歡的是《極速車王》，它僅僅獲得了最佳剪輯和最佳音效剪輯。這部影片的觀賞效果極佳，敘事方面也非常難得。縱觀今年的奧斯卡影片，觀賞指數都不低，但有人抱怨，今年的電影總體還是有點缺乏新意。

另外，《玩具總動員4》獲得最佳動畫獎，倒是讓我覺得十分妥當。本片表達了玩具的覺醒，為玩具賦予了人格和主體性，它著力表達主人和玩具之間該如何建立關系，被廢棄的玩具該如何自處，表達細膩，從造型到敘事都具有新意。最佳紀錄片獎由《美國工廠》獲得，這部影片拍攝中國富翁在美國建工廠的故事，雖然拍攝出了事情一定程度的復雜性，但很多方面流於表象，沒有對各方關系做出更為深刻的思辨。

王小魯，電影學博士，影評人，策展人，出版有《電影政治》《電影意志》等專著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