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留守兒童拍電影

我翻看雜志時第一次看到“留守兒童”這個詞，才意識到原來自己也是留守兒童

1985年12月，我出生於湖南邵陽市新寧縣一渡水鎮光安村棉花沙組。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們村裡人陸續出去打工。1997年開始，我媽到廣州從化一家台資玩具工廠上了十年班，我們姐弟三人的學費都是我媽打工掙來的。

在工廠的時候，我媽總是想我們，我們就去鎮上拍照片寄給她。每到年底，我開始數手指頭，數完了就把媽媽盼回來了。她每次回來，不超過半個月，大年初四、初五，她就走了。

每次我媽走的時候，我爸幫忙扛包。走之前，她和我們在家裡吃早飯，那頓飯所有人都不說話。然后我爸扛著包和我媽走出門，我們三姐弟在門口呆呆站著，目送著我媽一言不發地轉身離去。在拐彎的地方，她就消失了，從來不回頭。我們默默想著，又要等上一年才能見面。

后來，僅憑我媽一個人的工資無法負擔，我爸也出去打工。多年后，我媽解釋為什麼每次不回頭，不說話，因為一回頭一說話，眼淚就出來了。

我舅舅是我們村小學的校長，教語文，他書架上有很多文學書，我都看了，夢想自己能當作家。后來我到長沙讀大學時，我寫過小說和劇本，嘗試投稿，經常被退稿，退多了就覺得這條路可能不行。那時我發現很多看過的小說都被改編成電影，開始迷上了電影，看了很多經典電影，包括一些紀錄片，還根據影評介紹去租帶子看。

我買了一台電腦，不去上課就在寢室裡看電影，后來又泡圖書館。在閱覽室，我翻看雜志時第一次看到“留守兒童”這個詞，才意識到原來自己也是留守兒童，而且中國的留守兒童還不少，僅僅我們老家就有很多。

我學的是工業設計，跟電影不沾邊。但迷上電影后，我想自己也能拍點什麼。電影門檻太高，那我就拍紀錄片，拍身邊的人和事吧。

我認為紀錄片不像商業大片那樣追求光線多好，攝影有多美，而是要關注社會、講人話

2008年，我大學畢業，我姐和我弟都工作了，我媽也回家了。當時我想用紀錄片的形式，把村裡的留守兒童記錄下來，但沒錢沒設備。

那年全球爆發了金融危機，找工作很困難。有同學在深圳租了一間房，我就去了，至少有免費住的地方。我們一共四個人，兩個准備找房，兩個在找工作，四個男的睡一張床，隻能橫過來，腳露出一大截。有一晚，床不知怎麼就塌了。

我找了個超市的工作，1000塊錢一個月，每個月我攢下三五百，總想著什麼時候能買一台攝影機。

2009年3月，我辭職回村，准備拍攝村裡的留守兒童。我買了一台手持DV，6000塊，其中3000塊問一個堂妹借的，她初中畢業出去打工，比我有錢，她把銀行卡給我，說你要多少就刷多少。

我不敢問家裡要錢，因為父母覺得我在瞎搞，不務正業。我爸建議我考個老師或者公務員，但我以前考試考怕了。我厚著臉皮在家裡蹭吃蹭住，他不把我趕出家門，很不錯了。

三個月裡，我拍攝了22個孩子的訪談，裡面有17個是留守兒童。這些內容成了我第一部紀錄片《路》的素材。

我成立了棉花沙影像工作室，“沙”就是土地的意思。攝影師是我的堂哥，他學的是攝像。我們一起拍了《路》，還有一部短片《高山上的馬夫》，裡面的“馬夫”就是我爸。他那會兒去山上運礦掙點錢。

拍攝過程中，我和堂哥起了沖突，他想把鏡頭拍漂亮，不太考慮內容，而我作為導演，認為紀錄片不像商業大片那樣追求光線多好，攝影有多美，而是要關注社會、講人話。堂哥后來不拍了，他成家早，壓力大，加上他父母強烈反對，改去影樓拍婚紗照。

《路》拍完后，我沒錢做后期剪輯。剛好堂哥有同學在太原一所藝術學院工作，我就去了太原。那是我第一次去北方，特別冷，還下著大雪。我在那裡隻能晚上工作，白天學校機房不許外人進去。我差不多過了一個月黑白顛倒的日子。

我租的民房，租金是150元。晚上開暖氣，但那時我在機房干活。白天沒暖氣，睡覺特別冷。最后兩天，我開始流鼻血，太干了。

剪完《路》，快過年了。我沒回家，直接去了北京。我借了點錢，住在東直門附近，靠近地鐵二號線，是地下一層，房租300元。下面還有地下二層，更便宜，但完全不通風。我到電影院找工作，本想著讓我掃地也行啊，隻要可以看電影。但人家嫌我不到一米七，不要我。

后來我找了一份書店的工作，工資2000元，做圖書管理員，正好可以順便把書店的書借回住處看。那是我第一次沒跟家人一起過年。北京的文化氛圍好，休息的時候，我就去參加一些沙龍。在宋庄，我的處女作《路》還入圍了中國紀錄片交流周。

我以為自己已經非常了解農村的老人，可當我走近那些老人時，我感到無比心酸

到了2010年10月，我辭職回家了，主要有兩件事：一是我們村新的小學建好了，可是缺老師，因為工資低，位置偏遠，隻找了一個代課老師，一人教兩個班級。一個班上課的時候，另一個班就自習。我回去支教，做了村裡第一個大學生老師，沒有工資。二是我對《路》不滿意，打算繼續跟拍。

我教了一學期，有個很深的感受：鄉村教育最核心的部分是要把老師留下來，給予應有的尊嚴和待遇。那個代課的張老師本來就沒多少工資，還要被拖欠和克扣。我天天跟學生們在一起，發現有意思的內容就拍，持續地拍了三個不同類型家庭的孩子。

學期結束后，過完年我又去北京，連車費都是借的錢。我的手機壞了，兩三百塊錢那種，已經修了兩次，修一次要二三十元。我就用一個堂姐的舊手機，諾基亞的。我爸還是覺得我不好好上班，問我做這些事情能搞出什麼名堂來。

我媽比較心軟，看我畢業兩三年都沒買過新衣服，也沒個女朋友，偷偷塞給我幾百塊。她說，“別告訴你爸，你去買幾件像樣的衣服吧，太寒酸了。”

我第二次去北京，憑借《路》通過面試，去了一家影視公司做后期制作。那裡像流水線，學不到新東西，我想拍自己的作品，可又沒時間。本來接這個工作純粹是為了存點錢，但四五元千工資，吃住交通開銷后，剩不下多少。

恰好，2012年有個“農村空巢老人公益圖片展”的公益項目找到我，他們要找了解鄉村又會攝影的人，回老家拍身邊的空巢老人，每月有2000元基本工資，其他時間可以自由創作。我就把原來的工作辭了。

我以為自己已經非常了解農村的老人，我就是跟著奶奶長大的。可當我走近那些老人時，還是感到無比心酸。

村裡有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生病很痛苦，又沒有子女在身邊，就跳了水潭。他還不敢在家門口的水潭跳，怕對子女不好，專門跑到比較遠的一個水潭跳下去。要是他生病的時候，有人在身邊照顧和陪伴他，可能就不會這樣了。

我能為老人們做的事情就是拍下他們的樣子，讓外出務工子女看到后能常回家看看。

那個項目持續了一年。2013年，我們把農村空巢老人的照片拿到工業區和高校展覽。有一次去廣東的一個工業區，計劃展覽三天，結果過了兩天，工廠就不同意了。當時臨近過年，工廠的負責人說我們的展覽讓工人情緒波動很大，很多人看了老人的照片后，就辭工或者提前請假回家了。

展覽結束后的幾年，村裡好多老人一過世，家人就找我要照片做遺照。這是我拍攝時沒想到的：至少能為他們提供一張正式點的照片。

為什麼要拍留守兒童？我想讓更多人看見這些孩子的生活。我就是個記錄者，記錄下來，就有機會去影響一些人

2014年，我把連續拍了三年的內容，連同《路》的素材，剪輯成紀錄片《村小的孩子》。9月，《村小的孩子》在法蘭克福中國電影節首次放映，榮獲觀眾票選一等獎，二等獎是當時的熱門電影《鋼的琴》。

11月11日，《村小的孩子》又獲鳳凰視頻紀錄片大獎的最佳長片獎。我很意外，因為那次參評有很多大片都是上千萬投資，我的片子還不夠人家的零頭，拍得也比較粗糙，但是它拍的有溫度，跟社會有互動。

我記得頒獎詞，大致是說這個片子耗時五六年，拍了中國一個普通鄉村裡三個留守兒童家庭的點點滴滴，反映了一個急速變革和發展中的鄉村的縮影。

其實拍攝留守兒童，我是用自己的成長去記錄他們的成長。我在拍攝時，問鏡頭前的每一個孩子：“你長大了想做什麼？”“打工”是所有人的答案。我回想起小時候，大部分同學都說當科學家、當醫生。隨著時間的變化，答案已經不同。為什麼要“打工”？孩子們說，因為打工就有錢了。

《村小的孩子》在全國公益展映超過500場，我去了北京、上海、香港、廣州、深圳等主要城市，呼吁人們關注鄉村教育。陪伴就是最好的教育。可是我在村小做過五次統計，留守兒童的人數每年不減反增，平均比例甚至超過75%。很多父母在孩子不到一歲時就出去打工了。《村小的孩子》裡有個鏡頭：一個小男孩被問到“你爸長什麼樣子，你還記得嗎？”，他搖搖頭說，“不記得了”。

我在村裡聽到一個小男孩的奶奶講的故事：有一年過年回家，小男孩的父母在路邊遇見兒子，因為太久沒見加上小孩變化大，沒認出來，還給他發糖吃。等回家后，小男孩從外面玩耍回來，這對父母才發現原來這就是自己的兒子。當晚，小男孩拒絕與父母一起睡覺，他媽媽特別傷心，說孩子不願意認她了。

我曾經思考過，為什麼要拍留守兒童？后來我想通了，我想讓更多人看見這些孩子的生活。於是我給自己一個定位，我就是個記錄者，記錄下來，就有機會去影響一些人。

《村小的孩子》算是我的一個轉折。鳳凰視頻紀錄片大獎的獎金有一萬元，法蘭克福中國電影節的獎金是8000歐元。有了這些錢，我又投入了新的拍攝。

拍獨立紀錄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長時間的跟拍，天氣、環境、體力都是問題。實在沒錢了，我就去拍些商業視頻，掙點錢回來再拍。拍一場婚禮，可以掙幾百塊錢。如果葬禮願意給錢，我也一樣拍。

我爸看到《村小的孩子》獲獎，還有一些媒體報道，他開始理解我做的事。特別是我成家后比較獨立，自己養家，不麻煩父母，還做公益幫助了很多人，我爸慢慢對我認可了。

我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在完整的家庭長大，希望他們在城市裡待得住，也能回得去家鄉

2015年，我的第一部劇情片《矮婆》開拍，主角是《路》裡那個六歲的小女孩雲潔，這時她已經十二歲，“矮婆”是她劇中角色的外號。

我轉向劇情片，首先還是因為不安分，感覺拍紀錄片沒有太大挑戰了，想換個方式。另外，我是被人忽悠了，那個人拍胸脯跟我說，“我給你100萬，你拍一部兒童題材電影吧。”

我就信了，去寫了劇本。他說我的劇本太文藝了，不投資了。當時我召集了40多號人，都快把劇組建好了，結果那人原先答應的設備也黃了，甚至都聯系不上他了。

那怎麼辦？我自己攢了點錢，隻好再借一些錢拍。我的預算是100萬，分兩次拍，趁孩子們寒假和暑假。那麼多人拍四五十天，開支很大。我一邊拍，一邊找錢，接了很多商業視頻。還有很多真誠的朋友主動借錢給我，我挺感動的。

《矮婆》都是非職業演員，我寫劇本時就想好了誰來演誰，在什麼地方拍。當然，表演得有技巧，他們有時老想著背台詞，就會忘記表演。

幾個演員都是我們村的，有些是親戚。平時拍攝時，他們該干嗎就干嗎。如果影響到他們干活了，我會給一些補貼，但不多。

第一次拍劇情片，又面對那麼大的劇組，我特別焦慮，經常在現場發脾氣。拍完后，我突然很感謝那個人的忽悠，要不是他，我也不敢邁出這一步。

后期制作時，台灣知名制作人廖慶鬆和林強分別接手了剪輯和配樂的工作。兩位前輩都在各自領域拿過金馬獎，他們待我很好，廖慶鬆老師教我剪片子，就像師徒傳承一樣，他教我幾幀幾幀地剪（一秒等於24幀），他說，“你看，差半秒感覺都是不一樣的”。

2018年，《矮婆》分別出現在北京、上海、華沙三個國際電影節。展映后，我獲得了20萬元獎金，也收獲了許多掌聲。

《矮婆》裡有句台詞：“待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鄉”。我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在完整的家庭長大，希望他們在城市裡待得住，也能回得去家鄉。無論是“留守兒童”還是“流動兒童”，有朝一日都成為歷史名詞。

伴隨著我的鏡頭，一些變化也在發生，我們村迎來了第二位回村的大學生教師范樂梅

有的媒體稱我是農民導演，我無所謂，我出生於農村，戶口在湖南農村，后來也拍農村題材。我的生命體驗裡面最傾注感情的，就是農村和農村留守兒童，所以我拍這樣的故事，肯定比別人拍得好。

伴隨著我的鏡頭，一些變化也在發生。一些大學生聯系我開展“留守兒童筑夢計劃”，我們村也迎來了第二位回村的大學生教師范樂梅。

對紀錄片來說，看見和發聲都很重要，公益題材隻有傳播出去才有價值。網友問我要片源，我都會給。有些人說挺喜歡的，還有人說我的作品是治愈系，讓他度過了抑郁的時刻。

今年3月底，我給豆瓣上對我的最新紀錄片《礦民、馬夫、塵肺病》點亮“想看”的網友，逐個發送了片源地址。這本片子沖到了豆瓣一周口碑電影榜的第一名，我拍了十年的紀錄片，加起來的曝光率也沒有這一部高，這完全是網友們的功勞，我這輩子都可遇不可求。

這個紀錄片火起來之后，我收到了很多支持和捐贈，得到了很多溫暖的感動，我也可以償還一些因為拍紀錄片而欠下的債務了，非常感謝大家在困難時的幫助。

現在，我和妻子、孩子們生活在廣州，住在出租屋裡，家裡沒有電視，沒有網絡。我和妻子都沒有什麼物質欲望。隻要保証家庭基本開支，我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有人說藥不能停，我是創作不能停。我的劇情片《矮婆》已經拿到了“龍標”（電影公映許可証），等疫情過去后會在合適的時機跟大家見面。

智利紀錄片導演帕特裡克·古茲曼說，“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我希望未來能拍些更有生命力的作品，為社會進步貢獻一點點力量。我希望以后留給孩子的是我的作品，而不是我留給他們多少錢。我希望生活的這片土地，越來越好。（蔣能杰口述、葉小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