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軍：我起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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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曉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教授、編審、一級作家。出版有《一個醫生的救贖》《讓天說話》《大國糧倉：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實錄》《快遞中國》（合著）等作品20余部，先后榮獲魯迅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新中國60年優秀中短篇報告文學獎、中國改革開放30年優秀報告文學獎、中國短篇報告文學獎等獎項，由《快遞中國》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將於2020年播出。

2009年初秋的一天，我在時任杭州市作家協會主席嵇亦工的辦公室，就《杭商》的編輯出版，征求他的意見。這時，有人進門找他，見我們在交談，來者便坐在沙發等著。

“您是馬曉才嗎？”我要走時，那人站起，迎過來問道。

我打量一下，不記得見過此人。

“聽亦工兄稱你曉才嘛，”他眼裡閃動驚喜，“我是朱曉軍，我們沒見過面。”

朱曉軍？我想起來了，他是東北一家刊物的編輯。上世紀80年代，我給他投過稿，經他手上發過不少文章。為了寫長篇紀實文學《困惑中的抉擇》，我在全國各地採訪，需要不少費用。當時工薪族月薪也就三五十元錢，我給他寫信，向他借錢。信寄出后，並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不久，卻收到他匯給我50元錢。

我激動地跟他擁抱在一起，“你二十多年前寫給我的信，我還保留著。”

原來，朱曉軍在2003年被浙江理工大學引進。2007年，他的報告文學《天使在作戰》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他當選杭州作協副主席。

緣分像一陣風兒，把兩片失散的葉子聚到了一起。

此后，我們經常聚會，他給我們寫過稿件。《杭商》雜志請他和夫人參加過西雙版納和海南筆會。他在台灣東華大學做訪問學者時，我正好在台灣中國文化大學講課，我曾專門坐火車去花蓮看他。

相識已30多年，情如兄弟。2020年7月，我們通話時，我提出採訪他，他爽快答應了。

朱曉軍夫婦參加杭商傳媒2018海南筆會

馬曉才：30年前，你還是期刊編輯，現在是教授，還是浙江省獲獎最多的作家之一。你是怎麼取得這些成就的？

朱曉軍：年輕時，我讀過斯通的《馬背上的水手》，沒想到自己也成為了“馬背上的水手”。讀工科時，我寫小說﹔在研究所工作，我下班就給報刊寫稿﹔做編輯時，我干的是記者的活兒﹔在高校教書，別人搞科研，我寫報告文學。去年，我退休了，創辦一家寫作中心，不再做“馬背上的水手”了。小時候，母親常說：“起個大早，趕個晚集。”我就是這樣的人。

我生於沈陽，父親是建筑企業的職員，上世紀50年代，家跟著建筑工程跑，從沈陽搬到哈爾濱，又從哈爾濱搬到富拉爾基。富拉爾基是黑龍江省第二大城市齊齊哈爾的重工業區，距主城區40來公裡。那是文學的荒漠，我讀不到文學書，就找語文課本看。有時在上學的路上，風兒吹來一張有字的紙，我也會把它揀起來看看。

中學時，我模仿魯迅寫篇作文，深得老師賞識，被當成范文。當地最有名的語文老師是“三楊一梁”（三位姓楊，一位姓梁），我的老師就是“一梁”。我寫了個同學，他是個活寶，除對上學沒興趣，對什麼都有興趣，沒想到卻傷害了他。幾十年過去了，想起這件事，我還內疚。

高考時，我想選擇文科，父親反對。抗日戰爭時期，讀國高的父親入了黨組織，這成為他一生的夢魘，運動一來，就驚恐不安，他入的是國民黨。據說，父親年輕時也愛好文學，在報紙上發表過文章，“朱曉軍”是他用過的筆名。這是母親說的，父親對此諱莫如深。父親在單位也算筆杆子，沒有運動時就起五更爬半夜地給單位寫總結、報告之類的材料，運動來了就給自己寫交待材料和思想改造匯報。他慶幸跟文學劃清了界線，沒被打成右派或現行反革命，而只是“一般政治歷史問題”。他躲過初一，卻沒躲過十五，文革時作為“國民黨殘渣余孽”被揪了出來。父親心有余悸，勸我報考哈爾濱建筑工程學院工程機械專業，我聽了父親的勸告。大一時，我讀了徐遲的報告文學《歌德巴赫猜想》，既欣喜又后悔。對我們這代人來說，讀大學已非常之幸運，專業不如意也要苦讀下去。

報告文學猶如暗戀的女孩，難以放棄。大學畢業的第三年，我調到一家期刊社做編輯部主任。我寫的報告文學《汗血凝華》發表在本刊上。寫的是一位畫家鞠北碩，那時他還是北滿鋼廠的工人，重病纏身，近乎窮困潦倒。后來，他成為著名畫家。

“魚，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繁多且復雜的“所欲”讓我們像布朗運動似的被撞離原有軌道，就是起個大早也趕不上晚集。80年代，您給我們寫稿時，我們發的還是短篇報告文學、通訊和散文。稿酬也很低，最高也就千字10元，您享受的就是這個標准。90年代初，出現一種新文體——特稿，也叫紀實、紀實特稿，或大特寫，基因與報告文學高度相似，不過在“寫什麼”和“怎麼寫”上有所區別。

我在特稿的小道奔波十幾年，發表近百萬字，出版有《大荒羈旅——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中國百年婚姻檔案》、《來自魔鬼峽谷的報告》等。我的特稿跟報告文學比較接近，也有人認為我那時寫的是報告文學。

朱曉軍和楊曉升參加2012北京文學長白山筆會

馬曉才：在80年代，文學是件高尚的愛好，幾乎所有青年都有個文學夢，大凡認識幾個字的在征婚廣告上都聲稱自己“愛好文學”。后來文學衰落了，絕大多數人都離開這支龐大愛好大軍，你是怎麼又回到報告文學創作上來的？

朱曉軍：有什麼樣的朋友就有什麼樣機遇，有什麼樣機遇成就什麼樣人生。沒有楊曉升，我是不可能趕上這個晚集的。

上世紀90年代，我在雜志社主持“社會廣角”欄目，曉升是中國青年雜志社社會版主編，也是我的作者。2000年，文學期刊猶如秋后挂在秧上的茄子——不斷萎縮，曉升卻調到北京文學月刊社當執行主編。曉升是位有遠見，有擔當，有膽識，有市場意識的作家與編輯家。他改變了文學期刊編輯模式，將讀者放在首位，創辦了精彩閱讀版。

當時，最受歡迎的期刊是紀實類，發行量最大的《家庭》，每期發行數百萬冊，頭題每篇兩萬元，相當於千字四五千元。我是《家庭》的重要作者。我有好的線索就寫，沒好的就不寫，每年寫那麼三五篇。一年，《家庭》懸賞，誰一年發三篇頭題獎勵一輛轎車，我拿到了。

《北京文學》有一個欄目——“現實中國”，發報告文學。曉升給我打過多次電話：“曉軍，你在忙什麼？能不能給我們寫一篇報告文學？”我已不想寫報告文學了。曉升勸我，“你採訪后可以先寫特稿，再寫報告文學。”進入21世紀，發報告文學的期刊僅三五家，除《北京文學》和《當代》之外，大都半死不活。報告文學的稿酬也少得可憐，往往不抵差旅支出，既沒社會效益，又沒經濟效益，想想實在是沒勁。

2002年6月20日，雞西城子河煤礦瓦斯爆炸，124人遇難。這不僅是“共和國第四大礦難”，而且遇難者有20%是廳、處級領導干部。6月25日，前往雞西採訪的各路記者紛紛撤離時，我逆行而上。

雞西礦務局擁有14個煤礦，46萬職工和家屬。鼎盛時期，他們的年產煤炭2000萬噸，雄踞全國第二。20世紀90年代，他們衰落了，負債率高達98%，累計拖欠職工工資3.7億元，拖欠最長的48個月。1997年至1998年，平均1.4天就有一次千人的上訪。1999年4月19日，數千礦工和家屬阻斷雞西的鐵路與公路，導致交通中斷44小時，震驚黨中央和國務院，朱镕基總理親自主持國務院會議研究雞西煤礦的解圍問題。最后，黑龍江省委調七台河礦務局副局長、煤礦安全生產專家趙文林到雞西礦務局任局長。

趙文林34歲當礦長，創下全國薄煤層開採的最佳業績。他當過七八年安監局長，清楚雞西煤礦都是高瓦斯井，每天10萬礦工在井下作業，有一人不注意就會釀成礦難。

趙文林接到任命那天，晚上回家什麼也沒說，吃碗飯就上床睡了。半夜，夫人聽到哭泣聲，開燈一看，他躺在床上，抱著枕頭在哭。雞西礦務局的礦工大量流失，經驗豐富的礦工都跑到小煤窯打工了，一撥撥從農村新招的礦工漠視安全生產。井下瓦斯濃度超標，安全系統會發出報警，繼續生產就會斷電。礦工收入與產量挂鉤，沒產量就沒收入，這井就白下了。沒收入，生活就難以為繼，那些新招的礦工就用黃泥把瓦斯探頭糊上。

趙文林還是去了雞西。有人說，他不是去當局長的，而是去守火山口的。

他到任后，制定了解困路線圖，提出“礦工吃飯重如山，礦工安全大如天”、“礦工的命也是命”。他要求干部盯在井下，監督安全生產，提出局長每月下井不少於12天，副局長不少於14天，礦長18天……雞西煤田發生巨變，即將走出困境之際，發生瓦斯爆炸，趙文林遇難。

我在雞西採訪了三天，在《家庭》發了個頭題。《“6.20礦難”：第一責任人的悲情人生》的社會反響十分強烈，有人說，這是把硬新聞寫成軟新聞的范本。

曉升對這一選題很感興趣，約我寫篇報告文學。我答應了，一是曉升約過多次，盛情難卻﹔二是特稿寫罷，感到言猶未盡。社會不能以成敗論英雄，趙文林比媒體宣傳的某些英雄人物還要高尚，不該被遺忘。我有一種責任感。

我再次趕赴雞西，又採訪一個星期。採訪趙文林的好友、雞西礦務局紀委書記溫振江時，他請我喝酒，端起酒杯說道：“你不要採訪我，我說趙文林好不行，你說趙文林好也不行，百姓是天，讓天說話。”我說：“好，我的這篇稿就叫《讓天說話》。”他是性情中人，他的秘書告訴我他患有癌症，醫囑不讓喝酒。他說，“今天我要喝酒。”那天，我們兩人喝得大醉。

我挖掘了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一次，平崗礦發生火災，井下人員撤到井上。趙文林趕到后，換上防毒作業服就下井。井下瓦斯超標，隨時都會爆炸，礦領導勸他再等等。“再等礦井就燒毀了，礦工吃什麼？”他到井下一邊指揮，一邊操起液壓水槍沖在前沿。三天三夜，火扑滅了，煤礦保住了。

趙文林遇難后，他的夫人在他辦公桌找到1.38萬元的餐飲發票。她大惑不解，他是局長，宴請客戶不用他結賬﹔他到雞西才兩年多，個人請客也花不了那麼多錢。他的月工資僅890元。

最后，他的司機解了這個謎。司機說，這兩年，哪個礦工干得好，趙局長就以個人名義請吃飯﹔哪個採煤隊業績突出，他也請吃飯。上任一年后，十幾個煤礦產量大增，他高興地要請下邊20多位礦長和書記喝酒。有人提出去雞西最高檔飯店，吃招牌菜，喝茅台，他答應了。

礦長、書記酒足飯飽后，他把包遞給局辦主任，說：“把賬給我結了。”

“局長，怎麼你個人買單？”礦長和書記驚訝地問。

“我請客，我不買單，誰買單？”

“局長，這頓飯算我的好了，哪個礦報銷不了這頓飯錢？”

“不行，我請客哪能讓你們買單？”

出了酒店，有人拍大腿說：“也不知道局長個人埋單哪，要知道上這麼高檔酒店干什麼，點那麼貴的菜干什麼，喝茅台干什麼……”

“啥也別說了，回去好好干吧。”

趙文林遇難后，一個遠在北京讀書的女孩給父親打電話，“爸爸，這個月少給我寄100元，替我給趙局長買束菊花。”趙文林去雞西前，有些孩子考上大學也沒錢讀。有一位老礦工的兒子井下遇難，媳婦改嫁，他領孫子相依為命。一天，孫子欣喜跑回家，“爺爺，我考上了，考上了！”“你考上什麼了？”“我考上大學了！”爺爺聞后臉色大變，揚手打孫子一個嘴巴：“誰讓你考的，誰讓你考的？你考上誰供你？”爺爺的退休金時常拖欠，盼著孫子早點工作。爺爺打完就后悔了，抱著孫子放聲痛哭。趙文林到雞西后，設立了助教基金，說礦區再窮也要讓孩子上大學，每年礦區有八百多個孩子走進高等學府。

趙文林出殯那天，雞西空巷，幾十萬人站在街頭相送，有人扯著：“八百天，你下六百天井，好好休息吧！”“好官，你連早飯都沒吃，怎麼能走呢？”“文林，來生你當局長，我還跟你干！”

《讓天說話》發表后，多家影視公司要購買影視改編權，《大雪無痕》的副導演聽我講過趙文林的故事，流淚說：“朱老師，你改寫劇本吧，我來拍。”我看了大量的電視連續劇和電視劇本寫作方面的書，擬出分集提綱。2003年，我從東北調到浙江，從業界進了學界，想法變了，想安心做學問。

這是我寫作生涯的一大遺憾。趙文林的工作日記在我手裡放了多年，2010年我還想過把《讓天說話》改寫成長篇，再改編成電視劇本。寫報告文學與小說不同，隨時都會有新的寫作項目，而且這些項目都是有時效性的，往往身不由己。

朱曉軍榮獲魯迅文學獎

馬曉才：2007年，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選中，你的《天使在作戰》全票當選，評委會認為《天使在作戰》這“作品充分體現了報告文學的戰斗性，對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敢於秉筆直書，是近年來涌現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你能不能談談這部作品的創作經歷。

朱曉軍：這是我寫的第三篇報告文學。進高校的頭三年，我一邊備課授課，一邊申報科研項目。我在兩個系開設兩門課，一是寫作，二是編輯學。2005年，我又開設一門新課——紀實特稿採訪與寫作。

寫作離不開“寫什麼”和“怎麼寫”。教寫作學的老師大多以“怎麼寫”為教學重點，我以“寫什麼”為重點。我認為不論寫虛構還是非虛構，“寫什麼”都比“怎麼寫”重要。

不論從新聞性，還是從故事性來講，特稿都是隻有第一，沒有第二的。不論你寫得多麼完美，別人趕在你之前發了，你也就前功盡棄。教特稿寫作，你若自己不寫特稿，那就無法真槍實彈地指導學生“寫什麼”或“不寫什麼”。因此，我隻得揀起特稿寫作。

2006年年初，家庭雜志社下半月主編楊麗萍約我採寫打黑醫生陳曉蘭。楊麗萍有著罕見的眼力，善於從尋常事件發掘潛在故事，在庸常中發現好視角，從而化腐朽為神奇。我每次跟她談選題和寫作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從她當編輯到她當編輯部主任、主編，期刊集團副總編和總編，以及一起創辦寫作中心，我們合作了20多年。沒有她也就沒有那篇獲魯迅文學獎的作品，我也許趕不上這個晚集。

在陳曉蘭這個選題上，我們一拍即合。不論什麼社會，有三個領域不能腐敗，一是教育，事關未來﹔二是醫療，事關生命與健康﹔三是司法，事關公正。遺憾的是這三個領域卻成為腐敗的重災區。許許多多的“白衣天使”墮落成“白醫魔鬼”，看病貴，看病難成為社會三大問題之一，哈爾濱出現住院67天花費550萬元的“天價醫藥費”，沈陽出現“敲骨吸髓”。那幾年，這類事件層出不窮，驚心動魄。

醫生怎麼能算計病人，怎麼能謀財害命？我母親和姑姑都是婦產科醫生。記得7歲那年，母親中午回家吃飯時，我和5歲的弟弟跑出去。那天冷，我們卻玩得熱火朝天。回家卻傻了，門挂著鎖，母親上班了。家回不去了，索性繼續玩吧，我們跑到離家兩三公裡的嫩江冰面打出溜滑，我一不小心掉進冰窟窿，爬上來后棉褲濕淋淋了，不一會兒就凍得像冰棍似的，腿直直的不能彎，走動時“沙啦沙啦”地響。我們去了醫院，弟弟進了住院處，我站在外邊的走廊，冰化了，順著褲子流下來，水汪汪在地上。母親出來給我一串鑰匙，轉身就回去了。我感受到了母親的冷漠與無情。十幾年后，我又想起此事，問道：“媽媽，你那天為什麼沒送我回家？想沒想過我那樣會凍倒在路邊，甚至會失去雙腿？”她平靜地看看我，“我一手托兩命，怎麼能送你回家？”

陳曉蘭比我母親還高尚。在那個年代，絕大多數醫生都像母親那樣“待病人像親人”，沒人會想到從病人身上謀取私利。醫療產業化、市場化之后，醫生發現一座“金礦”，一座隻要放棄良知，放棄人性就可以隨意開採的“金礦”。陳曉蘭是上海地段醫院的醫生。9年前，她發現自己所在的醫院用假冒偽劣醫療器械對病人進行治療，向有關部門實名舉報。結果假冒偽劣醫療器械沒有被打掉，她卻失去了工作。她不停舉報，屢敗屢戰，先后上訪32次，僅國家藥監局的局長接待日就去過9次，在她的舉報下，多種假冒偽劣醫療器械被吊銷。

我撥通陳曉蘭的電話，提到採訪，遭到了她的拒絕。

“您看這樣好不好，我僅佔用您半小時時間。”

人怕見面，隻要能見面就有機會。

她猶豫一下，還是接受了。正月初五，我乘最早一班火車去了上海。下火車轉地鐵，再轉公交車，在約定的小區門口見到陳曉蘭。她穿得很居家，卻難以掩飾知識女性特有的氣質。在她家裡，我們從早晨8點多鐘聊到中午，又從中午聊到晚上五六點鐘。

回杭州后，我很快就寫出一篇六千多字的特稿，在《家庭》發了頭題。我像當年寫趙文林似的感到意猶未盡，打電話給曉升。他聽后表示，盡快寫完發過去。我再次去上海採訪陳曉蘭。隨著採訪的深入，發現醫療器械領域從上到下有一條腐敗鏈，上到國家藥監局局長、醫療器械司司長，下到全國各地醫院的院長和醫生，敏感而嚴峻，有巨大風險，我敢寫，曉升敢發嗎？

“你放心，我們肯定發，第6期頭題！”返杭州的列車上，我忍不住撥通曉升的電話，他毫不猶豫地說。

也許這篇報告文學觸碰到社會敏感神經的痛點，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被《南方日報》《深圳晚報》《大眾日報》《今晚報》等30多種報刊連載與轉載。《天使在作戰》最先是在《北京青年報》發表的。他們和《北京文學》在同一家印刷廠印制，他們看到這篇作品的校樣后提出要連載。按常規要原載報刊發表后，其他報刊才能轉載或連載，可是《北京青年報》前一篇連載6月8日結束，9日要連載新作品﹔《北京文學》6月15日才能出版。最后，《北京文學》同意《北京青年報》提前連載。

2016年3月，本文作者和朱曉軍在台灣東華大學

馬曉才：你的《天使在作戰》獲得很多獎項，你趕上了自己的晚集，你在此后還寫特稿嗎？報告文學與紀實特稿有何不同？

朱曉軍：的確，這篇作品獲得許多獎項，如魯迅文學獎、中國改革開放優秀報告文學獎、新中國60年優秀中短篇報告文學獎，還被收入《中國優秀報告文學讀本》《中國文庫·1949-2009報告文學選》《中國新世紀寫實文學經典》《21世紀報告文學排行榜》等近十種報告文學選。

最讓我最欣慰的是這部作品改變了陳曉蘭的處境。在2007年，陳曉蘭已徹底失望，想召開一場新聞發布會，宣布從此退出醫療反腐。她跟記者說接到中國作協頒獎晚會的邀請，一篇以她為主人公的作品獲了獎，她不想參加。記者說，那可能是魯迅文學獎頒獎晚會，你一定要參加！《天使在作戰》的獲獎，陳曉蘭得到社會的關注，她那年被評為“影響中國醫改進程的二十人”、央視“全國2007年度法制人物”和“2007年感動中國人物”。她的工作問題得到了解決。這讓我感受到文學的價值與力量，從而把寫作的重心轉移到報告文學上來。

有人說，你太幸運了，剛寫三篇報告文學就獲得了魯迅文學獎。幸運是肯定的，且不說全國，浙江就有許多作家寫得比我好，卻沒有獲得這一獎項。不過，我雖然剛寫三篇報告文學就獲了獎，其實跟我做過19年的特稿編輯，寫20多年特稿有關。我是從特稿寫作的小路穿插到報告文學上來的。特稿為我奠定了扎實的基礎，解決了“寫什麼”的問題，以及調查與採訪，結構與表達的技巧。回想一下，我寫的特稿一半以上是可以寫成報告文學的。

有人說，報告文學有三性，即新聞性、文學性、政論性（也有說思想性的）﹔紀實特稿隻有新聞性和文學性。

特稿就沒有思想性嗎？特稿就沒有政論或議論嗎？報告文學要沒有政論或議論就不是報告文學了嗎？這顯然是不成立的。

也有人說，報告文學和紀實特稿是同一文體。我認為在廣義上說是成立的，二者的基因高度相似，均為新聞與文學相糅合的敘事性文體，有人物，有情節，有背景，都要講好故事﹔在狹義上說不是，二者在“寫什麼”與“怎麼寫”上都有區別，這也是有相當多的報告文學作家寫不好特稿，也有相當多的特稿記者寫不好報告文學的原因所在。有些選題可以寫成特稿，也可以寫成報告文學，比如雞西礦難，比如陳曉蘭﹔也有許多選題隻能寫特稿，或隻能寫報告文學，我在這裡就不展開了。

朱曉軍參加杭商傳媒2017西雙版納筆會

馬曉才：《天使在作戰》后，你還寫過有關醫療的報告文學嗎？

朱曉軍：在那之后，我還寫過《一家瘋狂醫院的最后瘋狂》《大醫精誠》等中篇報告文學，在《天使在作戰》的基礎上，又創作了長篇報告文學《一個醫生的救贖》。

我還要繼續寫下去，要讓病人知道自己所處的醫療環境，要讓腐敗的醫院和醫生知道有人在盯著他們。

當河水污染時，沒有一條魚可以逃過戕害。2007年的一天，我接到姐姐的電話，要我立即飛回沈陽。姐姐說，母親心絞痛，一家三甲醫院的專家說要做心臟搭橋手術。姐姐他們一聽就懵了，母親已年過八旬，哪裡吃得消這麼大的手術，能下得來手術台嗎？

專家見姐姐猶豫不決就說，你們不要舍不得錢，你們要孝敬母親，不能見死不救。

姐姐一聽眼淚就下來了，怕背上不孝罵名，決定給母親做手術。

我打電話請教陳曉蘭。她說，你母親不適合做那麼大的手術。他們勸你們做手術可能出於個人目的，如果手術成功，他們就可以吹噓“我們成功地為一位80多歲的老人做了心臟搭橋手術”﹔一旦手術失敗，你們人財兩空，他們不僅毫發無損，而且該賺的錢一分都不少。

我正想跟姐姐商量卻接到她的電話：“你不用回來了。媽媽身上出現了水疱，請皮膚科醫生過來會診后，確診是帶狀疱疹，不是心臟的問題。”

真讓人后怕啊，母親若為帶狀疱疹做了心臟搭橋手術，死在手術台上，我們還不窩囊死？我不禁想到陳曉蘭的父親對她說的話：“在英語裡，醫生和博士是一個單詞，這是對醫生的崇高敬意。作為醫生，病人不懂的你懂，你要為病人負責！”病人是弱者，他惟一可以依賴的隻有醫生。醫生若背叛了他，那是多麼可怕，多麼可悲的？

本文作者為朱曉軍頒發杭州灣智庫特聘專家証書

馬曉才：你還寫特稿嗎？《天使在作戰》后，你出版十多本書，有的是跟別人合作的，這在文學創作中比較少見，為什麼要合作呢？

朱曉軍：隨著寫作重心的轉移，我寫的特稿也越來越少。紙媒衰落了，紀實類報刊也衰落了，《家庭》的發行量從數百萬跌至幾十萬，還有些期刊停辦了。我教的那門課也停了，我也就不再寫特稿了。另外，特稿時效性強，採寫上要速戰速決，特稿記者大多30多歲，我已不適合那種寫作節奏了。

《天使在作戰》發表后，我寫過《一個醫生的救贖》《高官的良心》《中國工匠》等，跟別人合著過《忠誠是天》《天地良心》《高地》《讓百姓做主》《快遞中國》《大國糧倉——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實錄》，還有沒完成的《中國鄉村“沒媽孩子”調查》《錢塘一家人》等。報告文學與小說不同，小說是虛構的，兩個人不可能產生同一虛構。報告文學是非虛構的，基於同一事實，可以合作，在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如《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與卡爾·伯德斯坦合著的《總統班底》，拉萊·科林斯與米尼克·拉皮埃爾合著的《巴黎燒了嗎？》。

合作可以縮短創作的周期，可將不可能為可能。比如我與楊麗萍創作的《快遞中國》，一個人可能完不成，要採訪近百人，這些人分布在浙江、上海、新疆、四川、寧夏、河南、江蘇等地，如果能完成也要三年以上，兩個人合作可以分頭採訪與梳理，擬定寫作大綱后分頭寫作，然后由一人統稿。這樣不僅可以提高寫作速度，還可以各盡所能，實現互補，達到1+1大於2的效果。

我現在寫作速度慢了下來。30歲時，我一周可以寫7萬字，現在一個月也寫不出來﹔過去採訪兩三小時可寫五六千字的特稿，現在一個20萬字的項目要調查採訪一年，甚至幾年。有一個項目，我們已連續調查採訪7年，也許還要再做3年。中國鄉村有6000多萬留守兒童，其中有些孩子已被媽媽拋棄，他們的媽媽或是買來的，跑掉了﹔或是進城打工失聯了，或是離婚走掉，他們被媒體稱為“沒媽孩子”。我國有多少這樣的孩子，沒找到相關統計數字，估計佔留守兒童的10%左右，這不是一個小數。母愛缺失會影響孩子的認知、記憶、智力，還會導致人格失調等問題。2015年，畢節的自殺的四兄妹就是“沒媽孩子”，毒死衡陽一對姐弟的女孩也是“沒媽孩子”。這些孩子有些是問題孩子，他們長大后組成的家庭可能就是“問題家庭”。我們調查中發現，有些“沒媽孩子”的父母、祖父母當年就是“沒媽孩子”。

據人口專家預測，2020年中國將有3000萬至4000萬男人無妻可娶。這些偏遠貧困的農村則是“無妻可娶”的重災區，在這些地方買賣婚姻將會繼續存在下去，買來或騙來的女人生下孩子跑掉的現象也將繼續存在下去。還有農村離婚數量在不斷攀升，有調查顯示河南部分農村的離婚數量已超過解放后50年的總數，據央媒調查統計，87.5%的農村婦女離婚時拒絕要孩子。這意味將會不斷出現新的“沒媽孩子”。

報告文學是來自時代前沿的報告，作家要有憂患意識，僅唱贊歌是不夠的。寫作是一種艱辛的勞作，尤其是非虛構。不過，我已樂在其中，調查採訪拓寬了我的視野，寫作讓我對社會與個人命運有了深刻的思考和認識。

寫作已成為我的生活，如不採訪，不寫作，我會有一種車發動后停那不動的感覺，會感到生命無著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