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為方法

年紀漸長，心動漸少，覺得世間事物大多乏善可陳。然而最近有些例外，在看一本書時頻頻點頭，頻頻畫線。在聽一支樂隊時，每每覺得“上頭”，並且把他們的歌從第一張專輯開始全聽了一遍。更妙的是，隱隱約約覺得這本書和這支樂隊之間存在著某種呼應。

書是項飆和吳琦的對話錄《把自己作為方法》，樂隊是因為《樂隊的夏天2》而火熱的“五條人”。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如果不是我亂點鴛鴦譜的話），可以用書名來形容——把自己作為方法。

項飆是一位人類學家，在北大讀書時，就到北京的“浙江村”進行人類學調查，調查成果《跨越邊界的社區》甫一出版，就被認為是人類學最佳中文著作之一。《把自己作為方法》是他和《單讀》主編吳琦歷時三年完成的對話。項飆給人的一種強烈感覺，雖是一位知名學者，看起來並不學術化，他表情豐富生動，談的東西也具體可感。這在學術界很難得。

項飆反對大詞，認為“有水平的人應該用很小的詞講很深刻的道理，詞越小越好，具體到一張桌子、一把凳子、一個茶幾”。他強調具體的“生活感”，因為熱烈的話語可能過一陣就降溫了，但是具體的故事會留在腦海裡。他認為不是源於生活觀察的學術話語沒有意義，他說：“大家一定要對自己的小世界發生興趣，有意識地用自己的語言把自己的生活講出來，做一個獨立的敘述。”

這句話簡直就是“五條人”音樂的寫照——用自己的音樂把自己的生活唱出來。項飆所崇尚的“在地”（本地，土生土長），也正是“五條人”音樂的特征。很少有一個樂隊的歌詞像它們這樣具有本土性和故事性。他們在廣州的城中村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歌裡，主角往往是就地取材的身邊人，販夫走卒或者貨車司機，李阿伯或者阿炳耀，阿珍或者阿強。按照“五條人”一個朋友的說法：“他們是一個敘述者也是一個觀察者，是當事人，同時也是知識分子。”這多重的身份構建起“五條人”獨特的音樂人類學。

項飆所反對的空洞的學術話語，似乎可以對應於“五條人”所反對的空洞的詩情畫意。項飆認為，今天的知識分子不接地氣，不能從非常具體的生存狀態出發講事情，講的東西都比較無機、縹緲。“五條人”呢，在他們看來，那些空洞話語還不如一個塑料袋在天上飛來得更真實：“我們寧可土到掉渣，也不要俗不可耐。”

他們都是把自己作為方法來理解世界之人，用項飆的話說就是：“我們關心的是世界，不是自己，關鍵是從哪裡開始了解這個世界，同時也更好地了解自己。把自己的經歷問題化，就是了解世界的具體的開始。”

對於現階段的我來說，這太有啟發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