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已走得太遠

余光中的《鄉愁》，很多人都耳熟能詳，“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后，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這首詩是他1972年在台北舊居寫的，表達了濃濃的鄉愁和對祖國的懷念。

余光中自稱詩歌、散文、評論、翻譯是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梁實秋評價他“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世故的盡頭 天真的起點》這本文集，匯集了三十余篇余光中的散文和數篇評論，每一篇都是佳作。

也許余光中第一身份是詩人，本性浪漫，跳躍性思維強。《世故的盡頭 天真的起點》收錄的作品，充滿詩意，散文中時而穿插一些詩歌。《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一文結尾，引用了土耳其詩人塔朗吉的詩歌《火車》﹔《沒有鄰居的都市》一文，加入他自己寫的《月光曲》和《木屐懷古組曲》兩首詩，字裡行間跳動著詩人情感的脈搏，涌動著他對美的追求。

讀著這些詩意的散文，未覺得過分矯情，反倒有些輕鬆，甚至有一些詼諧幽默的味道。他眼界開闊，知識淵博，學貫古今，遣詞造句信手拈來。在《書齋·書災》《鈔票與文化》等文中，時不時來幾個英文單詞﹔在《艾略特的時代》《用傷口唱歌的詩人》等評論性文章中，旁征博引一些名人名言﹔《假如我有九條命》《海緣》等文中，較多運用了中國古代文人觀點、故事或名句。

余光中是著名詩人、文學家、翻譯家，也是父親、人友，品讀這本散文集，可以感受到扑面而來的愛的氣息。余光中在《我的四個假想敵》中，把自己對四個女兒的愛寫得入木三分，一個慈父形象躍然紙上﹔《仲夏夜之噩夢》把對已逝朱立民先生的回憶寫得非常深沉，特別是文章最后一句：故人勞碌的一生，難道一直在折？就這麼折進去了嗎？《風吹西班牙》《木棉之旅》《花鳥》等文，則飽含了他對大千世界的熱愛﹔表達情感最強烈的還是鄉愁，不管《南半球的冬天》《沒有鄰居的都市》，還是《逍遙游》《聽聽那冷雨》，抑或《海緣》《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所流露的那種“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思鄉懷國之情，都可以歸納為《望鄉的牧神》中這一句：那年秋季特別長，我一整夜都浮在一首歌上。

最了解父親的是女兒。正如余珊珊在序言中寫的那樣，“我在父親的詩文中，找到失魂的囈語，一種移居他鄉的無奈”，最后“無論有形的、無形的都已根植在這塊土地上，成為耀眼的地標”。

能寫出如此文章的，必是率真純淨之人。余光中除了對自己內心毫無保留地剖白，哪怕是得罪人，對他人作品也是知無不言，保持著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節操。《梵高的向日葵》一文，表達出自己對梵高的藝術才華傾慕之情﹔《詩的三種讀者》回答了“詩如何欣賞”之問，將讀詩者分為讀者、學者、詩人三類，喻之為“讀者賞花，學者摘花，詩人採蜜”﹔《諾貝爾文學獎》則對評獎一事進行一番評頭論足﹔《何曾千裡共嬋娟》寫的是才女張愛玲，隱隱流露出相隔時空中惺惺相惜的文友情﹔面對別人對他的不當評價，他回擊得辛辣、有智慧，“我不回答，表示我的人生可以沒有他﹔他不停止，表示他的人生不能沒有我”。

讀罷《世故的盡頭 天真的起點》，不禁捫心自問：與余光中相比，我們寶貴的天真是否被庸俗的世俗絞殺？我們的初心是否變得暗淡無光？不妨多讀讀余光中的詩和散文，多與偉大的靈魂對話，或許可以喚醒日益模糊的自我，找回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