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侃：寫作是一件幸福的事

作家孫侃 徐青青/攝

[人物名片]

孫侃，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廣播電視局調研員。1984年開始發表作品，1998年開始出版個人專著。迄今已出版長篇報告文學《吳斌：中國最美司機》《高速衛士吳連表》《中國快遞桐廬幫》《天堂流過一條河》《兩山之路：美麗中國的浙江樣本》《從南湖出發》等，以及人物傳記、文史隨筆、散文集40余部，曾獲公安部金盾文學獎、浙江省社科成果一等獎、浙江省“五個一工程獎”等，作品被列入中宣部農民最喜愛的百種圖書、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和浙江省、杭州市文化精品工程扶持項目等。

孫侃在《吳斌：中國最美司機》首發式

馬曉才：最近幾年來，你寫了不少報告文學作品。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是從什麼時候起開始大規模寫作這一體裁的文學作品的？

孫侃：我是從2012年6月開始，專事報告文學創作的。當時，英勇救人的吳斌事跡傳遍全社會，而我榮幸地接到省交通廳的委托，著手創作以這位英雄的事跡為主要內容的報告文學。這本名為《吳斌：中國最美司機》的報告文學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時任交通部長楊傳堂作的序言。寫過這本書之后，我一發不可收，就基本放棄了別的體裁的作品寫作，專門從事報告文學，尤其是長篇報告文學的創作，也就是寫書，寫一本一本的書。

其實，在此以前，我也寫過報告文學等紀實類的作品，包括我的第一本書就有報告文學的元素。我還寫過人物傳記、人物訪談、口述實錄等五六本書。但那時，寫這類東西還不是我的主業。把報告文學當做主業，隻能從2012年6月開始算起，迄今已有八年多時間了。這八年多時間裡，雖然偶爾寫過少量的散文、小說、文學評論，也寫了好幾本文史隨筆，但最主要的還是寫報告文學。可以說，這八年多來，我每天筆耕不輟。說句不謙虛的話，我可能是在浙江省內報告文學作家中產量最多的一個。

馬曉才：為什麼最終選擇報告文學作為寫作主業？它有哪些方面吸引了你？

孫侃：一是我大學畢業后，當過教師、公務員，在基層鄉鎮工作過，后來到省作協工作，現在又在主管媒體的行政部門工作。這一系列較為復雜的工作經歷中，我一直在關注現實社會，關注各種社會熱點、社會發展進程的大課題、大趨勢，有不少感悟﹔二是我覺得報告文學與其他題材的作品相比，比如影視劇、小說、詩歌、散文，它能更加直接地反映社會現實，反映時代的發展。能反映社會正能量的一面，以及有問題的那一面，直接反映我們所關心的一些東西，因為它是非虛構的文學作品。我們這個社會，有很多值得敬仰的人，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事，有很多值得記錄的史實，值得文學敘述的現象，這些都特別適合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加以書寫，這可能是我最終選擇它的主要理由。

從前還沒有專事報告文學創作時，我一直在閱讀報告文學作品，一些優秀報告文學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或許，《吳斌：中國最美司機》是一個觸發點，讓我一下子進入了某種狀態，覺得我應該投身於此的狀態，以前的一切都是鋪墊。從這個意義上說，我選擇報告文學這一體裁作為寫作主業，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寫作到了一定的程度，思考到了一定的程度，某些選擇仿佛是一種既有的設定，在某個時間點呈現，或者說爆發。

不過，當時也有人覺得很奇怪，甚至當面來問我，說孫侃你為什麼寫報告文學？為什麼不去寫更純的文學？也有的人甚至覺得我蠻可惜。他們可能認為，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比較弱，不能稱作純粹的文學作品，一個真正的作家更應該從事純文學的寫作。事實上，報告文學在很多方面，文學性是非常強的，並不是因為它反映了社會、反映了歷史、反映了時代而減淡它的文學性，很多報告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其實並不比所謂的散文、小說或者別的文學門類差。所以，我覺得不應該出於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而遠離它，認定我這個選擇還是正確的。

馬曉才：從當年的杭州市青年文學創作組我們相識，至今已經30多年了。那時，我們才20多歲，但已在狂熱地從事小說、詩歌等文學創作。我記得當時的你已經寫下了不少作品。我想知道，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從事文學創作的？

孫侃：我可以簡單地講一講，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創作經歷。一句話，是對文學的痴迷，使我開始了文學創作，並堅持到現在。

在這裡僅講一點，就是我在讀書時的事。我大學讀的是中文系，讀書時最關注、最感興趣的是文藝理論，結合文藝理論的學習，我閱讀了大量的經典性文學作品，研究它們的寫法、技巧、理論方面的東西。我經常喜歡把一部文學作品像機器一樣拆開來，又把它裝回去。整天在琢磨、研究，作者為什麼這麼寫，採用了什麼技巧，人物和情節是怎麼合成的，哪個是它的內核，哪個是它的表象，這個作品是從哪個地方開始入手寫的，等等。

進入社會之后，我的閱讀沒有停止，同時，開始消化大學裡學的那些東西，開始把它們轉化為具體的文學創作。這樣說的話，我真正的文學創作是在大學畢業之后，即就在與您相識之時。當然我在讀大學時也發表過詩歌、散文，還是班裡比較重要的一個寫手，也是學校裡比較受關注的一個文學愛好者。我在大學裡成立了校文學社，當了社長，還編過我們學校的《黃金時代》雜志，但大學時更多的還是學理論、研究名著。

傳統作家的寫作其實是很坎坷的，需要經過很多磨練，才能讓自己的作品與大家見面，不可能像現在這樣馬上展示在網上。這個磨練期往往非常漫長，每個人都是慢慢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創作路子，其間的痛苦一言難盡。

馬曉才：2012年后你創作的作品中，你認為哪幾部文學作品相對來說比較滿意的？

孫侃：我覺得我還處在寫作的上升期，可能還會寫出更好的東西。因為我專事報告文學創作的時間也不算特別長，還覺得是在起步階段。如果說我的作品哪部最好，我隻能這麼說，最好的作品還在下部，這雖然是句套話、老話，但我認為這句話在我身上還是正確的。

馬曉才：我還是想請你說一說，你的哪幾部作品，相對來說基本上符合了你的寫作思路或者你的要求。

孫侃：真要排一排的話，除了我前面說的《吳斌：中國最美司機》這本書之外，我覺得還有幾部作品，還是值得關注的。

一本是《兩山之路：美麗中國的中國樣本》，這本書是浙江省委宣傳部的重大選題，獲得了國家出版基金、列入省裡的文化精品工程扶持項目，還獲得了浙江省“五個一工程”獎、省樹人出版獎等獎項。

還有一部，是《中國快遞桐廬幫》。這本書當時是桐廬縣人民政府委托我寫的，是他們唯一委托作家寫的一本關於當地民營快遞業發展的報告文學。接受這個任務之后，我面臨了一個問題，在此之前已經有桐廬當地作家寫過的一部關於快遞的作品集，他們把“三通一達”每個公司都分開寫了一篇，但沒有把整個東西揉合在一起。縣政府領導要求我：第一，你不能把每家公司都分隔開來寫，要揉合在一起﹔第二，不能以某家公司為主，四家公司要平均分配力量﹔第三，你要把桐廬幫的特點寫出來。我聽了以后，覺得第一點我有能力做到，第三點因為我是浙江人，是寧波人，我能理解他們的創業過程。最難的是第二條，因為這四家公司各有要求，公司之間還有些矛盾，怎樣平均用力，怎麼真實地寫出他們的各自喜怒哀樂，不回避矛盾，這才是真正考驗我的。但我明白縣領導的想法，因為這本書需要反映的是整個桐廬幫，而不是某個公司，不是為某家公司樹碑立傳，這是最大的難題。我沒有依靠某一家公司去獲得贊助，為他做出傾斜，如果這樣寫，那這本書肯定是失敗的。

經過一番努力，我自認為達到了這幾條要求。幸運的是寫完之后，審稿時這四家公司都沒有提出很大的意見，都認可了這本書，甚至有些對於書上寫到的某些很可能引起爭議的事情，也沒有持很大的反對意見，同時得到四家公司與桐廬縣相關領導的認可，這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

《中國快遞桐廬幫》是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快遞協會的負責人專門寫了序言，出版時在桐廬搞了首發式。這本書出版后獲得了很大反響。書的銷量不錯，中國快遞協會等不少單位人手一本作為學習資料，直到現在網上還在不停售賣，很多人還專門打電話給我，要我提供這本書。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快遞桐廬幫》后又改成了紀錄片，紀錄片本身又被列入省裡的文化精品扶持工程項目，浙江衛視國際頻道也邀請我拍了關於“三通一達”快遞業的紀錄片。我相信，多少年之后回頭看，對快遞業當年的記錄，這本書肯定是不能繞過的。

第三本是《日出錢塘升正氣》，我特意提起它，主要是指這本書的寫作難度。這是一部記錄杭州燃氣集團40年發展歷程的長篇報告文學。杭州燃氣集團是個大型國企，40年發展歷史很不平凡。上世紀70年代法國總統蓬皮杜到杭州訪問，就是這個時候，杭州出現的第一隻煤氣瓶，這本書就從這個時間點開始寫起，一直寫到天然氣已通到千家萬戶的現在。當時接受這個任務時，燃氣公司覺得這本書沒法寫，為什麼？因為沒有資料。特別是杭燃最初成立的20年，因為種種原因，很多歷史資料他們都沒有記錄和保留，必須去檔案局找，去找老同志問。另外，杭燃發展歷程中涉及到很多人物、職務、事件等等，很多老杭燃人都理不清這個關系，你要把它說清楚、而且寫出來，絕對是一個神話。記得第一次到杭燃採訪的時候，對方問我，你能勝任這個寫作任務嗎？我回答對方，這本書資料少、寫作難度大，但我可以一試。他們覺得很奇怪，我為什麼這麼自信，其實這與我的個性有關。我覺得一個作家，既然要寫作，就要敢於挑戰，而我喜歡在文字上挑戰，越是難的選題越是有寫作的激情。

《日出錢塘升正氣》前前后后寫了兩年多，最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基本上把整個杭州燃氣集團的歷史脈絡原原本本地敘述出來了，用了很多文學筆法、很多的珍貴史料。當然這個過程非常艱苦。作品出版后，杭燃的領導笑著說，整個公司恐怕已找不出一個比你更了解杭燃歷史的人了！盡管兩年多寫作歷程很艱難，但是成功了，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