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碎念

读柔石的小说《二月》，其实是在看谢铁骊导演的电影《早春二月》之后。那个电影，大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看的。虽然是悲剧，但是乡村的明媚和陶岚的明媚，有一种很明亮的感觉。后来读小说，一直难以覆盖电影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等看李六乙导演的话剧《二月》（演出时间：2020年1月15日至22日，地点：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编剧、导演：李六乙），一开场的灰暗，以及所有演员的深色衣着让我很不适应，开场很久，我都被自己暗暗的希望打搅：我想让陶岚穿上一件红衣服。

但是导演是有力量的，终于，我不仅适应了导演的“设计”，而且完全进入了“观看”。起先对“乌合之众”的介入过于强烈的感觉也消失了。

进入观看并不是进入情节进程。《二月》的故事早已熟知，不会有对故事进展的悬念，于是关注的就是如何表现这个进程，表现的手段和形式。

舞台上右角处的那架钢琴，既是情节里真正的道具，是房间里的琴，也是舞台之外的“声音”，观众在跟随人物命运的同时，又有可能在被那命运触及自身的时候，沉浸一会儿。更不用说这架钢琴在衔接剧情、人物出场和退场等等处的物理作用了。完全融入其中又出离其外。

所谓情节，也常常并不对应出现具体的“物”与“人”，比如并没有孩子在舞台上，没有彩莲，也没有弟弟，弟弟的病和弟弟的死，都只在叙述中呈现。但乌合之众却是有真人的，有一群村民此起彼伏地在舞台上，他们的“关心”就像鬼魂施恶的意志，仿佛排山倒海般的压迫。

陶岚和萧涧秋，还有文嫂，他们的感情表达却并不总施与道具，也很少在动作里，主要用语言，甚或总在独白中，只在“说话”中，可为什么显得更加饱满和动人？

也许这样才让我们看到舞台，听见说话？让舞台和说话最充分凸显它们的魅力？

很强的间离效果却不失对戏的情感进入，这大概就是话剧的本质？独白，很有仪式感的独白，越来越少地见于话剧，许多话剧已经“沦落”为仅仅的情节进程。强调独白，是不是就是它的诗性？诗性固然是情感，但却是一种抽象的、进入更普遍（不是更多而是更高）意义的情感？

只有具备诗性，才是审美的？

想起还是六乙导演的作品《小城之春》，也是审美的典范。

什么是审美？首先是美，但必须被“看见”，就是有人的主观参与。就话剧来说，就是得看得出美，它不是客观的，它是被领会过的客观，是汲取（与其说是汲取不如说是升华或者赋予）之后的世间之美，是透彻的情感。它不同于理论和教诲，它是愉悦的经验，是感性的、现象的，但又不仅仅是身临其境，又有距离和审视，从而欣赏。

审美的认同，是世间极少的奢侈之一吧。或者甚至是最大的。

再退一步，离得再远一点，我们又看到了导演眼中的美，导演的审美。看话剧，既是观众的审美过程，也是观看导演的审美。

一个联想到的问题是，看这样的戏与《安提戈涅》之类的不同在哪里？《安提戈涅》的故事固然也了解，但是这样的故事更是“寓言”，它的寓意可以反复被诠释，各种诠释，因此每一次重排，意味着导演对这个“寓意”尝试做新的更深入更富有洞见的诠释，以至于把矛盾和无解展示给观众。因此观众对这个诠释更加期待？以至于看戏的过程有更多思辨的思绪？

这是两种不同的戏吗？固然他们都必须是美的，是有思想意义的。但方向不同？

就情感来说，一种是重新走一遍曾经的情感，以更美更纯粹的方式；就思想来说，一种是又一次走进模糊，走进纷争的事件，重新在现象中“思辨”？

如果这样，那这两种戏都是我爱的。因为看这样的话剧昏睡不得，敷衍不得，轻松不得，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该期待一种“敏明的读者”，需在“诧异或同感中”“照见自己的姿态”。正如《二月》导演所说，因为它们表现的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一种精神存在。

这一版《二月》真是别样的，别样的戏剧，别样的美。卢芳（陶岚）的表演真的是棒极了！王玮（萧涧秋）在钢琴上弹出的歌与声也特别感人！

一次难忘的观剧经验，一个有意义的夜晚。

陈希米，作家，著有《让“死”活下去》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