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留守儿童拍电影

我翻看杂志时第一次看到“留守儿童”这个词，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留守儿童

1985年12月，我出生于湖南邵阳市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棉花沙组。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村里人陆续出去打工。1997年开始，我妈到广州从化一家台资玩具工厂上了十年班，我们姐弟三人的学费都是我妈打工挣来的。

在工厂的时候，我妈总是想我们，我们就去镇上拍照片寄给她。每到年底，我开始数手指头，数完了就把妈妈盼回来了。她每次回来，不超过半个月，大年初四、初五，她就走了。

每次我妈走的时候，我爸帮忙扛包。走之前，她和我们在家里吃早饭，那顿饭所有人都不说话。然后我爸扛着包和我妈走出门，我们三姐弟在门口呆呆站着，目送着我妈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在拐弯的地方，她就消失了，从来不回头。我们默默想着，又要等上一年才能见面。

后来，仅凭我妈一个人的工资无法负担，我爸也出去打工。多年后，我妈解释为什么每次不回头，不说话，因为一回头一说话，眼泪就出来了。

我舅舅是我们村小学的校长，教语文，他书架上有很多文学书，我都看了，梦想自己能当作家。后来我到长沙读大学时，我写过小说和剧本，尝试投稿，经常被退稿，退多了就觉得这条路可能不行。那时我发现很多看过的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开始迷上了电影，看了很多经典电影，包括一些纪录片，还根据影评介绍去租带子看。

我买了一台电脑，不去上课就在寝室里看电影，后来又泡图书馆。在阅览室，我翻看杂志时第一次看到“留守儿童”这个词，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留守儿童，而且中国的留守儿童还不少，仅仅我们老家就有很多。

我学的是工业设计，跟电影不沾边。但迷上电影后，我想自己也能拍点什么。电影门槛太高，那我就拍纪录片，拍身边的人和事吧。

我认为纪录片不像商业大片那样追求光线多好，摄影有多美，而是要关注社会、讲人话

2008年，我大学毕业，我姐和我弟都工作了，我妈也回家了。当时我想用纪录片的形式，把村里的留守儿童记录下来，但没钱没设备。

那年全球爆发了金融危机，找工作很困难。有同学在深圳租了一间房，我就去了，至少有免费住的地方。我们一共四个人，两个准备找房，两个在找工作，四个男的睡一张床，只能横过来，脚露出一大截。有一晚，床不知怎么就塌了。

我找了个超市的工作，1000块钱一个月，每个月我攒下三五百，总想着什么时候能买一台摄影机。

2009年3月，我辞职回村，准备拍摄村里的留守儿童。我买了一台手持DV，6000块，其中3000块问一个堂妹借的，她初中毕业出去打工，比我有钱，她把银行卡给我，说你要多少就刷多少。

我不敢问家里要钱，因为父母觉得我在瞎搞，不务正业。我爸建议我考个老师或者公务员，但我以前考试考怕了。我厚着脸皮在家里蹭吃蹭住，他不把我赶出家门，很不错了。

三个月里，我拍摄了22个孩子的访谈，里面有17个是留守儿童。这些内容成了我第一部纪录片《路》的素材。

我成立了棉花沙影像工作室，“沙”就是土地的意思。摄影师是我的堂哥，他学的是摄像。我们一起拍了《路》，还有一部短片《高山上的马夫》，里面的“马夫”就是我爸。他那会儿去山上运矿挣点钱。

拍摄过程中，我和堂哥起了冲突，他想把镜头拍漂亮，不太考虑内容，而我作为导演，认为纪录片不像商业大片那样追求光线多好，摄影有多美，而是要关注社会、讲人话。堂哥后来不拍了，他成家早，压力大，加上他父母强烈反对，改去影楼拍婚纱照。

《路》拍完后，我没钱做后期剪辑。刚好堂哥有同学在太原一所艺术学院工作，我就去了太原。那是我第一次去北方，特别冷，还下着大雪。我在那里只能晚上工作，白天学校机房不许外人进去。我差不多过了一个月黑白颠倒的日子。

我租的民房，租金是150元。晚上开暖气，但那时我在机房干活。白天没暖气，睡觉特别冷。最后两天，我开始流鼻血，太干了。

剪完《路》，快过年了。我没回家，直接去了北京。我借了点钱，住在东直门附近，靠近地铁二号线，是地下一层，房租300元。下面还有地下二层，更便宜，但完全不通风。我到电影院找工作，本想着让我扫地也行啊，只要可以看电影。但人家嫌我不到一米七，不要我。

后来我找了一份书店的工作，工资2000元，做图书管理员，正好可以顺便把书店的书借回住处看。那是我第一次没跟家人一起过年。北京的文化氛围好，休息的时候，我就去参加一些沙龙。在宋庄，我的处女作《路》还入围了中国纪录片交流周。

我以为自己已经非常了解农村的老人，可当我走近那些老人时，我感到无比心酸

到了2010年10月，我辞职回家了，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我们村新的小学建好了，可是缺老师，因为工资低，位置偏远，只找了一个代课老师，一人教两个班级。一个班上课的时候，另一个班就自习。我回去支教，做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老师，没有工资。二是我对《路》不满意，打算继续跟拍。

我教了一学期，有个很深的感受：乡村教育最核心的部分是要把老师留下来，给予应有的尊严和待遇。那个代课的张老师本来就没多少工资，还要被拖欠和克扣。我天天跟学生们在一起，发现有意思的内容就拍，持续地拍了三个不同类型家庭的孩子。

学期结束后，过完年我又去北京，连车费都是借的钱。我的手机坏了，两三百块钱那种，已经修了两次，修一次要二三十元。我就用一个堂姐的旧手机，诺基亚的。我爸还是觉得我不好好上班，问我做这些事情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我妈比较心软，看我毕业两三年都没买过新衣服，也没个女朋友，偷偷塞给我几百块。她说，“别告诉你爸，你去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吧，太寒酸了。”

我第二次去北京，凭借《路》通过面试，去了一家影视公司做后期制作。那里像流水线，学不到新东西，我想拍自己的作品，可又没时间。本来接这个工作纯粹是为了存点钱，但四五元千工资，吃住交通开销后，剩不下多少。

恰好，2012年有个“农村空巢老人公益图片展”的公益项目找到我，他们要找了解乡村又会摄影的人，回老家拍身边的空巢老人，每月有2000元基本工资，其他时间可以自由创作。我就把原来的工作辞了。

我以为自己已经非常了解农村的老人，我就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可当我走近那些老人时，还是感到无比心酸。

村里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生病很痛苦，又没有子女在身边，就跳了水潭。他还不敢在家门口的水潭跳，怕对子女不好，专门跑到比较远的一个水潭跳下去。要是他生病的时候，有人在身边照顾和陪伴他，可能就不会这样了。

我能为老人们做的事情就是拍下他们的样子，让外出务工子女看到后能常回家看看。

那个项目持续了一年。2013年，我们把农村空巢老人的照片拿到工业区和高校展览。有一次去广东的一个工业区，计划展览三天，结果过了两天，工厂就不同意了。当时临近过年，工厂的负责人说我们的展览让工人情绪波动很大，很多人看了老人的照片后，就辞工或者提前请假回家了。

展览结束后的几年，村里好多老人一过世，家人就找我要照片做遗照。这是我拍摄时没想到的：至少能为他们提供一张正式点的照片。

为什么要拍留守儿童？我想让更多人看见这些孩子的生活。我就是个记录者，记录下来，就有机会去影响一些人

2014年，我把连续拍了三年的内容，连同《路》的素材，剪辑成纪录片《村小的孩子》。9月，《村小的孩子》在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首次放映，荣获观众票选一等奖，二等奖是当时的热门电影《钢的琴》。

11月11日，《村小的孩子》又获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的最佳长片奖。我很意外，因为那次参评有很多大片都是上千万投资，我的片子还不够人家的零头，拍得也比较粗糙，但是它拍的有温度，跟社会有互动。

我记得颁奖词，大致是说这个片子耗时五六年，拍了中国一个普通乡村里三个留守儿童家庭的点点滴滴，反映了一个急速变革和发展中的乡村的缩影。

其实拍摄留守儿童，我是用自己的成长去记录他们的成长。我在拍摄时，问镜头前的每一个孩子：“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打工”是所有人的答案。我回想起小时候，大部分同学都说当科学家、当医生。随着时间的变化，答案已经不同。为什么要“打工”？孩子们说，因为打工就有钱了。

《村小的孩子》在全国公益展映超过500场，我去了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等主要城市，呼吁人们关注乡村教育。陪伴就是最好的教育。可是我在村小做过五次统计，留守儿童的人数每年不减反增，平均比例甚至超过75%。很多父母在孩子不到一岁时就出去打工了。《村小的孩子》里有个镜头：一个小男孩被问到“你爸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他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我在村里听到一个小男孩的奶奶讲的故事：有一年过年回家，小男孩的父母在路边遇见儿子，因为太久没见加上小孩变化大，没认出来，还给他发糖吃。等回家后，小男孩从外面玩耍回来，这对父母才发现原来这就是自己的儿子。当晚，小男孩拒绝与父母一起睡觉，他妈妈特别伤心，说孩子不愿意认她了。

我曾经思考过，为什么要拍留守儿童？后来我想通了，我想让更多人看见这些孩子的生活。于是我给自己一个定位，我就是个记录者，记录下来，就有机会去影响一些人。

《村小的孩子》算是我的一个转折。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的奖金有一万元，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的奖金是8000欧元。有了这些钱，我又投入了新的拍摄。

拍独立纪录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时间的跟拍，天气、环境、体力都是问题。实在没钱了，我就去拍些商业视频，挣点钱回来再拍。拍一场婚礼，可以挣几百块钱。如果葬礼愿意给钱，我也一样拍。

我爸看到《村小的孩子》获奖，还有一些媒体报道，他开始理解我做的事。特别是我成家后比较独立，自己养家，不麻烦父母，还做公益帮助了很多人，我爸慢慢对我认可了。

我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在完整的家庭长大，希望他们在城市里待得住，也能回得去家乡

2015年，我的第一部剧情片《矮婆》开拍，主角是《路》里那个六岁的小女孩云洁，这时她已经十二岁，“矮婆”是她剧中角色的外号。

我转向剧情片，首先还是因为不安分，感觉拍纪录片没有太大挑战了，想换个方式。另外，我是被人忽悠了，那个人拍胸脯跟我说，“我给你100万，你拍一部儿童题材电影吧。”

我就信了，去写了剧本。他说我的剧本太文艺了，不投资了。当时我召集了40多号人，都快把剧组建好了，结果那人原先答应的设备也黄了，甚至都联系不上他了。

那怎么办？我自己攒了点钱，只好再借一些钱拍。我的预算是100万，分两次拍，趁孩子们寒假和暑假。那么多人拍四五十天，开支很大。我一边拍，一边找钱，接了很多商业视频。还有很多真诚的朋友主动借钱给我，我挺感动的。

《矮婆》都是非职业演员，我写剧本时就想好了谁来演谁，在什么地方拍。当然，表演得有技巧，他们有时老想着背台词，就会忘记表演。

几个演员都是我们村的，有些是亲戚。平时拍摄时，他们该干吗就干吗。如果影响到他们干活了，我会给一些补贴，但不多。

第一次拍剧情片，又面对那么大的剧组，我特别焦虑，经常在现场发脾气。拍完后，我突然很感谢那个人的忽悠，要不是他，我也不敢迈出这一步。

后期制作时，台湾知名制作人廖庆松和林强分别接手了剪辑和配乐的工作。两位前辈都在各自领域拿过金马奖，他们待我很好，廖庆松老师教我剪片子，就像师徒传承一样，他教我几帧几帧地剪（一秒等于24帧），他说，“你看，差半秒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2018年，《矮婆》分别出现在北京、上海、华沙三个国际电影节。展映后，我获得了20万元奖金，也收获了许多掌声。

《矮婆》里有句台词：“待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我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在完整的家庭长大，希望他们在城市里待得住，也能回得去家乡。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有朝一日都成为历史名词。

伴随着我的镜头，一些变化也在发生，我们村迎来了第二位回村的大学生教师范乐梅

有的媒体称我是农民导演，我无所谓，我出生于农村，户口在湖南农村，后来也拍农村题材。我的生命体验里面最倾注感情的，就是农村和农村留守儿童，所以我拍这样的故事，肯定比别人拍得好。

伴随着我的镜头，一些变化也在发生。一些大学生联系我开展“留守儿童筑梦计划”，我们村也迎来了第二位回村的大学生教师范乐梅。

对纪录片来说，看见和发声都很重要，公益题材只有传播出去才有价值。网友问我要片源，我都会给。有些人说挺喜欢的，还有人说我的作品是治愈系，让他度过了抑郁的时刻。

今年3月底，我给豆瓣上对我的最新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点亮“想看”的网友，逐个发送了片源地址。这本片子冲到了豆瓣一周口碑电影榜的第一名，我拍了十年的纪录片，加起来的曝光率也没有这一部高，这完全是网友们的功劳，我这辈子都可遇不可求。

这个纪录片火起来之后，我收到了很多支持和捐赠，得到了很多温暖的感动，我也可以偿还一些因为拍纪录片而欠下的债务了，非常感谢大家在困难时的帮助。

现在，我和妻子、孩子们生活在广州，住在出租屋里，家里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我和妻子都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只要保证家庭基本开支，我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人说药不能停，我是创作不能停。我的剧情片《矮婆》已经拿到了“龙标”（电影公映许可证），等疫情过去后会在合适的时机跟大家见面。

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我希望未来能拍些更有生命力的作品，为社会进步贡献一点点力量。我希望以后留给孩子的是我的作品，而不是我留给他们多少钱。我希望生活的这片土地，越来越好。（蒋能杰口述、叶小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