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已走得太远

余光中的《乡愁》，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这首诗是他1972年在台北旧居写的，表达了浓浓的乡愁和对祖国的怀念。

余光中自称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是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梁实秋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这本文集，汇集了三十余篇余光中的散文和数篇评论，每一篇都是佳作。

也许余光中第一身份是诗人，本性浪漫，跳跃性思维强。《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收录的作品，充满诗意，散文中时而穿插一些诗歌。《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一文结尾，引用了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诗歌《火车》；《没有邻居的都市》一文，加入他自己写的《月光曲》和《木屐怀古组曲》两首诗，字里行间跳动着诗人情感的脉搏，涌动着他对美的追求。

读着这些诗意的散文，未觉得过分矫情，反倒有些轻松，甚至有一些诙谐幽默的味道。他眼界开阔，知识渊博，学贯古今，遣词造句信手拈来。在《书斋·书灾》《钞票与文化》等文中，时不时来几个英文单词；在《艾略特的时代》《用伤口唱歌的诗人》等评论性文章中，旁征博引一些名人名言；《假如我有九条命》《海缘》等文中，较多运用了中国古代文人观点、故事或名句。

余光中是著名诗人、文学家、翻译家，也是父亲、人友，品读这本散文集，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爱的气息。余光中在《我的四个假想敌》中，把自己对四个女儿的爱写得入木三分，一个慈父形象跃然纸上；《仲夏夜之噩梦》把对已逝朱立民先生的回忆写得非常深沉，特别是文章最后一句：故人劳碌的一生，难道一直在折？就这么折进去了吗？《风吹西班牙》《木棉之旅》《花鸟》等文，则饱含了他对大千世界的热爱；表达情感最强烈的还是乡愁，不管《南半球的冬天》《没有邻居的都市》，还是《逍遥游》《听听那冷雨》，抑或《海缘》《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所流露的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思乡怀国之情，都可以归纳为《望乡的牧神》中这一句：那年秋季特别长，我一整夜都浮在一首歌上。

最了解父亲的是女儿。正如余珊珊在序言中写的那样，“我在父亲的诗文中，找到失魂的呓语，一种移居他乡的无奈”，最后“无论有形的、无形的都已根植在这块土地上，成为耀眼的地标”。

能写出如此文章的，必是率真纯净之人。余光中除了对自己内心毫无保留地剖白，哪怕是得罪人，对他人作品也是知无不言，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节操。《梵高的向日葵》一文，表达出自己对梵高的艺术才华倾慕之情；《诗的三种读者》回答了“诗如何欣赏”之问，将读诗者分为读者、学者、诗人三类，喻之为“读者赏花，学者摘花，诗人采蜜”；《诺贝尔文学奖》则对评奖一事进行一番评头论足；《何曾千里共婵娟》写的是才女张爱玲，隐隐流露出相隔时空中惺惺相惜的文友情；面对别人对他的不当评价，他回击得辛辣、有智慧，“我不回答，表示我的人生可以没有他；他不停止，表示他的人生不能没有我”。

读罢《世故的尽头 天真的起点》，不禁扪心自问：与余光中相比，我们宝贵的天真是否被庸俗的世俗绞杀？我们的初心是否变得暗淡无光？不妨多读读余光中的诗和散文，多与伟大的灵魂对话，或许可以唤醒日益模糊的自我，找回天真。